二、如何看待歷史學的學科屬性和社會價值

  歷史學的功能和價值是什麼？有人會把它歸結為恢復歷史的真相，就是要追求歷史的真相。歷史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可能讓它再重現，不可能讓它再反覆。人們只有通過歷史資料來「復原」歷史。當然，這個復原的歷史不可能真正達到已經過去的歷史那樣完全相同的面貌，它只能不斷接近歷史的真相。所以，史學工作者將歷史學的任務歸結為恢復歷史的真相，追求歷史的真相。但是我認為這只是歷史學的一個任務，只是歷史學的一個屬性，是它的學科自身的屬性，因為歷史學本質上要求求真。同時，我們應當看到歷史學還有一個社會屬性，就是歷史學的功能，這一點常常被人們忽略。而如果忽視了這一點，人們就失去了學習歷史學的意義和價值，所以我今天要著重講的是歷史學的社會屬性。第一，歷史學是人們認識歷史的主要途徑。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她的人民忘記了歷史，那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因此，我們應該認識歷史。我們通過什麼去認識歷史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認識歷史的途徑可能越來越多。就拿20世紀來說，由於近代考古學的發展，人們可以通過考古材料去認識某一部分歷史的真相。可是，那畢竟是片斷的、不連貫的，是局部的。此外，人們也可以通過神話、傳說、詩文、小說去認識歷史，但它們包含想像的、創作的成分太多，同歷史的真相相去甚遠。當下，又有「口述史」的流行，它對歷史文獻是一種補充，但是「口述」的內容最終還是要得到相關的其他歷史資料的佐證才能成立。總之，人們獲得完整的連續的歷史知識最主要的途徑是通過歷史學。我們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史，幾代歷史學家撰寫了100多部中國通史？儘管他們的歷史觀點不完全一樣，甚至於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這一點今天已經成為常識。但是，當我們走到這一步的時候，我們的前輩付出了多少艱辛，我們經常講炎黃子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幾千年文明，等等，我們是怎麼知道的？我們是通過讀歷史書知道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歷史學首先是我們認識歷史的主要途徑。過去人們說過：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就像一個人失去了記憶一樣可怕。一個人如果失去了記憶，過去的事情全部不知道了，多麼可怕，所以，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歷史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是我們認識歷史的主要途徑，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能夠忘記自己的歷史。我的老師白壽彝先生講：忘記了自己的歷史，不重視歷史和歷史學不是一個民族的光榮。這是一個普通的真理，我們所有從事歷史學學習和研究的朋友應當理直氣壯地堅持這個信念，應當理直氣壯地對那些不懂得歷史學作用的人進行啟蒙教育，而不應該感到自卑。我們獲得了這麼多歷史知識，這是我們的驕傲。我們可以用這種知識為我們的民族復興，為我們的國家富強做許多工作。同學們，這是我們安身立命的事業。我為什麼反覆強調這一點？因為我深深感到，今天，歷史學還沒有被放到它應該有的位置上。這種認識首先要從我們自身的提高做起，把我們的認識的境界提高到這種程度，我們才能夠向別人進行說明，向別人去進行闡述。如果我們自己不能說明歷史學的價值，這是我們的缺陷，我們應該彌補這個缺陷，克服這個缺陷，以適應社會對我們的要求。

  第二，歷史學是治國安邦的智慧寶藏。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過去的歷史著作都是政治史，都是為帝王作資治的，好像可以不屑一顧，這個觀點不對。所謂「政治史」是什麼意思？按我的理解，就是把國家治理好，讓社會安定，讓人民能夠富足，一言以蔽之，治國安邦。歷史學就是在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中，給後人治理國家、發展社會提供借鑑。在中國古代史書中，這樣的事例太多了，這裡我想舉一兩個例子講一講。大家都知道，劉邦在秦末農民戰爭以後做了皇帝，劉邦這個人沒有太多的文化修養，看不起儒生。有人跟他講儒家的思想如何如何重要，劉邦說：老子天下是「馬上得之」，我何必要用儒生？有一個膽子大的儒生陸賈就講：你馬上打天下，你能馬上治天下嗎？你還能夠用戰爭的手段來治天下嗎？劉邦這個人悟性很高，聽了這句話之後覺得很有道理，說：那你寫一寫秦為什麼失天下？我為什麼得天下？還有歷史上一些諸侯國的成功、失敗。後來陸賈寫了一部書叫《新語》。他一篇一篇寫，寫了12篇。太史公司馬遷是這樣記載這一事件的：「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大家想一想，這是怎樣的一個場面？我想這是非常莊嚴而又熱烈的總結歷史經驗的場面。劉邦不是聽聽而已，劉邦聽了以後說寫得好，寫得好，他把這些經驗貫徹到漢初的政策當中去了。大家讀過中國通史都知道漢初實行的政策是「休養生息」，或者說「與民休息」。連續70多年的「與民休息」，使西漢從漢初的貧困達到了漢武帝時的盛世。我們知道，秦國是中國西部一個落後的諸侯國，後來經過「商鞅變法」一步一步強大起來，又用「連橫」的政策「遠交近攻」，把東方六國一個一個地打敗了，為什麼在那麼短的時間就滅亡了？漢初的學者是這樣總結的：秦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它不懂得「逆取而順守之」。所謂「逆取」，就是秦國跟東方六國進行鬥爭的時候，必須針鋒相對，才能夠實現統一。如果不針鋒相對秦國怎麼可以取得天下。可是當秦國取得天下的時候，就要「順守之」。這個「順守之」可以有多種解釋，我想一個比較接近原來本意的解釋應該是「順乎民意而守之」。但秦朝不是這樣，秦朝仍然是用對付東方六國的手段來治國，還是那個老政策。那麼這個時候它的對象是誰呢？是百姓。所以實行嚴刑峻法，非常繁重的徭役，人們不能夠交頭接耳說話，不能夠偶語《詩》《書》，這怎麼是「順守」呢？原來鬥爭的對象都已經滅亡了，這個政策不改，矛頭只能對下了。漢儒這話多麼深刻，和這句話相似的還有一句話，是賈誼總結的。賈誼是漢初著名的政論家，他說「取與守不同術也」。要把這個東西拿過來，再把這個東西守住了，戰術是不一樣的。也就是取的時候要逆取，守的時候要順守。「取與守不同術也」，這是漢初的人們總結歷史經驗非常概括的語言。這個經驗有沒有現實的借鑑價值？大家可以思考，我想還是有一定的借鑑意義的。當我們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要問道：歷史學究竟有多大的價值？眼光短淺的人可以說：歷史學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歷史學不能創造出明顯的社會價值，不能創造出利潤。但是歷史學要產生的作用比再大的利潤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還想講一個例子，劉邦當初建都於洛陽，大家知道西漢是建都於長安的，它最初建都於洛陽。這時候有一個很普通的士兵叫婁敬，當部隊調防的時候要經過洛陽，婁敬向他的將軍提出來，說要見皇上，將軍說你見皇上有什麼事情？婁敬說有重要事情。將軍說：那好，我給你換上好的衣服。婁敬說：不必，我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將軍也就算了。婁敬見到劉邦，劉邦說：你見我有什麼事情？婁敬說：從歷史上看，洛陽不是建都的好地方，是一個四戰之地而不可守的地方。劉邦說：那你看應該建都於什麼地方？婁敬說：以我看應該建都於關中，關中乃四塞之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萬全之計。劉邦聽了覺得有道理，但還是下不了決心，這時候劉邦的謀士張良回來了，就把婁敬的意見轉述一遍。張良說：他說的完全有道理。《史記》上說：劉邦「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從此建立了200年江山。婁敬憑藉豐富的歷史知識提出來的這一條建議價值多少？創造了多少「利潤」？無法估量。所以我們說：歷史學是什麼？歷史學是治國安邦的智慧寶藏。可惜，我們今天很多人不懂得這個道理。我們讀一部《史記》、讀「二十四史」，像我剛才講的這樣的事例不計其數。我們安徽跟淮河流域關係非常密切，新中國成立以來50多年了，到今天沒有治理好，什麼原因呢？有必要認真總結。原因當然很多。不負責任的人，不能夠正確地認識上游、中游、下游關係，是一個重要原因；只顧局部「利益」，不顧大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淮河的治理必須通盤考慮。我雖然不在安徽生活和工作，我也不敢說天天都在關心淮河，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經常想到淮河。幾年前我在安徽大學做學術演講時說過：安徽大學不能對淮河沒有發言權。同樣，安徽師範大學也應當關心我們周圍的生態和環境。這就說到比較具體的歷史經驗。我們讀歷史要考慮到現實的問題，跟現實要多結合。

  第三，歷史學是人生旅途的伴侶。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離不開歷史學。我們是學歷史研究歷史學的，當然我們和歷史學關係很密切。那麼，對一般公眾來說，歷史學距離人們有多遠呢？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作《歷史學就在你的身邊》，可是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大家想一想，歷史學是不是就在你身邊？我們什麼時候都離不開歷史學。舉例來說：你畢業了，要去求職，要說是哪一年出生的，獲過什麼獎勵，等等。你要按照這種方式去思考，你的身邊有太多的歷史學在幫助著你。有時候你要想一想過去所做的事情對不對，應該怎麼做。這不是自身在總結歷史經驗嗎？更重要的是歷史學中有大量的歷史人物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唐朝有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學家叫劉知幾，他寫過一部書叫《史通》，他在這書中講：歷史都過去了，以前的人都死掉了，我們怎麼還能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們無法知道。但是我們能知道，為什麼呢？因為「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因為我們中國至晚在西周就有史官，甚至更早就有史官紀事。誰是賢者？誰是不肖者？劉知幾說：「見賢而思齊，見不肖而內自省。」所以說史學是人生旅途的伴侶，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據就是歷史上給我們提供了許許多多學習的榜樣。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見到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先進人物是有限的。從今天來說，雷鋒都是歷史人物了，由此可以證明，我們所能知道的絕大多數的英雄人物、先進人物、模範人物，都是從歷史當中、從歷史學當中認識到的。所以說它是人生旅途的伴侶。劉知幾那兩句「史官不絕，竹帛長存」，使後人「見賢而思齊，見不肖而內自省」的話，非常重要。一個人的修養，一個人的品德怎麼形成的，首先是在實踐中形成，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歷史學的作用。我們從事歷史專業的學習就應當對這個人生哲理有自覺的認識，不僅自己能夠認識，而且能夠告訴別人這個道理，這非常重要。我讀歷史、研究歷史學40多年了，我覺得自己沉浸在這個歷史學的海洋里，反倒使自己對現實特別關注，不像人們說的歷史學都是講過去的事情，那是對歷史學不了解。人們認識歷史、研究歷史恰恰是為了現實。就像我們「見賢而思齊，見不肖而內自省」，它也是為了要警示我們現在和將來要成為一個正直的人、誠實的人、有作為的人，也是為了現在和未來。我建議大家讀一讀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當他講到他寫列傳的時候講了三句話，這三句話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我願意跟大家再一次來重溫。司馬遷講「扶義倜儻」，我把他解釋為主持正義，瀟灑有風度，但是他說「扶義」，「扶義」是前提，同時很瀟灑、很豪爽。「不令己失時」，我解釋為是說那些有見識的人不讓自己錯過歷史的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我把它解釋為有社會責任感。要具備這三個條件作列傳，寫入《史記》里。這三句話大家想想多麼深刻，第一句話是講「德」，第二句話是講「見識」，沒有見識的人機會來了也抓不住，機會來了也會丟掉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社會責任感——「立功名於天下」。我說歷史學是人生旅途的伴侶。我們的先人很久以前就講過這句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了解、多認識前言往行，前賢的、先輩的言論和行為，「以蓄其德」，就是積累自己的德，積累自己的德行是君子。什麼叫君子？有修養的人、有見解的人、有作為的人。這就是我們的前輩、我們的先人不知道在多少的歷史發展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真理性的認識。歷史學對我們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然而，歷史學在當今沒有得到它應有的地位。但是我們不要悲觀。我們要以把歷史學學好為榮，這不只是自己的榮耀，是對民族負責，對國家承擔責任。我們應該像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那樣地重視歷史學、重視歷史知識，經常重視歷史學，一如既往地、一貫地重視歷史學。這不只是為了這個學科，從長遠來看是為了民族，為了國家。我過去有一種觀念：同學們好好讀書，將來都當歷史學家，至少是一個稱職的史學工作者。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就是這個觀念，現在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我希望你們當中有人成為歷史學家，也希望你們有人成為社會活動家，成為政治家。我曾經提出建議，考公務員要加重歷史知識的分量。這個道理很明顯：如果連起碼的歷史知識都不懂，還可以做好公務員工作嗎？作為一個地方「父母官」，連歷史知識都不具備，怎樣當好「父母官」？因此，我的觀念改變了，既希望歷史專業的學生中出歷史學家，也希望出社會活動家、政治家，還希望出那些具有國士之風的企業家。所謂「國士之風」，不僅僅是以創造利潤為己任、以積累財富為己任，更是以國家、民族的前途為己任。這兩者不是矛盾的。我讀《史記》的《平準書》《貨殖列傳》，其中司馬遷就批判了當時的一些商人積聚了許許多多的財富，而不佐國家之急。積聚了許許多多的財富，國家有困難了，不來幫助，不佐國家之急，這不是高尚的企業家。在未來的社會裡，甚至在現在的社會裡，大企業家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如果這些人不具有國士之風，不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為己任，他們只知道聚斂財富，不僅不會給國家帶來好處，而且還會給國家帶來害處。有感於此，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叫作《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的聯盟》，發表在《中州學刊》上。事隔多年，我認為這篇文章今天仍然能站得住，所以我非常佩服司馬遷講的「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我希望從事歷史專業學習的人當中有人成為史學家、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和具有國士之風的企業家。史學是人生旅途的「伴侶」，這是我最近才使用的說法。有些朋友說「伴侶」這個詞不好，我說怎麼不好呀，對「伴侶」這個詞我們可以賦予新的含義。歷史學就在我們身邊，它跟隨我們一直走到人生的盡頭，它是我們忠實的朋友。我們從歷史學中得到太多太多的智慧、經驗、啟迪，這還不是終身伴侶嗎？尤其在怎樣做人方面，它不僅是伴侶，而且是老師。我覺得不用這個詞好像不能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所以說用這個詞是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