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的幾個階段
2024-08-14 19:09:50
作者： 瞿林東著
在豐富的中國古代史學遺產中，史學理論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如前所說，這裡說的史學理論，是指史家對於史學自身的認識，它不同於歷史理論，即史家對於歷史的認識。簡言之，前者是關於史學的理論，後者是關於歷史的理論。史家對於歷史的認識，是他們對於史學認識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對於史學認識的發展，又反轉過來促進他們對於歷史認識的深入。這兩個方面的理論本有密切的聯繫，為了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為了總結古代史家對於自身認識的豐富的理論遺產，推動當前史學理論的建設和歷史探究的發展，有必要加強對古代史學理論的研究。
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先秦、秦漢時期，這是它的產生階段；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這是它的形成階段；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分別是宋元時期和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這是它的發展階段和終結階段。這四個階段如下。
（一）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產生：從史學意識到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
先秦時期，從《春秋》和孔子言論，以及《左傳》和孟子言論中，可以看到人們的史學意識具有鮮明的特點和豐富的內涵。我們可以把它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重視史書的結構和文辭；二是重視史家對於史事的評價；三是推崇「書法不隱」的秉筆直書精神；四是提出史學發展同歷史發展之間關係的認識；五是關於歷史撰述的社會條件、社會目的和社會作用的認識；六是提出了「事」「文」「義」，史學上的三個範疇，等等。這對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漢時期，古代史家的歷史意識更進一步增強了。司馬談臨終前同其子司馬遷那一番激動人心的談話，正是這種強烈的史學意識的鮮明寫照。不僅如此，《史記》一書還洋溢著司馬遷的一種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這是先秦時期的史家、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層次的史學意識。所謂史學發展意識，它不只是涉及有關史學的某些方面的認識，而且極為看重史學是史學家們不應為之中斷的、具有連續性的神聖事業。
從孔子到司馬遷，古代史家的史學意識的滋生、發展，提出了許多史學理論上的重要問題，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宏偉目標。
（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的提出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在馬、班所奠定的基礎上，中國古代史學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時期的史學理論，不僅提出來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新的探討，而且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這是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時期。南朝梁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唐初政治家關於史學的言論、《晉書》卷八十二所載兩晉史家的傳記、《隋書·經籍志》史部諸序等，都是反映這個時期史學理論發展的重要文獻。尤其是劉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論，標誌著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里程碑。
劉知幾在史學理論上的主要貢獻是，他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的標準，即：關於史書內容，關於撰述方法，關於體裁體例，關於文字表述，關於撰述原則，關於史學功用，關於史才三長等。
值得注意的是，劉知幾提出史才、史學、史識即「史才三長」這三個範疇，闡釋了他們各自的內涵和相互間的關係，這是史學家自我意識、自我修養的新發展，是史學家精神境界的新的升華。從整體來看，劉知幾在史學理論發展上所達到的高度，是前無古人的，《史通》寫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這在當時世界史學史上也是無與倫比的。
（三）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史學批評的繁榮和理論形式的豐富
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尤其是兩宋時期，中國古代史學有了更大的發展。通史、本朝史、民族史、歷史文獻學等方面，在這時期都取得了許多新成果。史學批評在相當廣泛的範圍里進一步發展，史學理論在不少問題的認識上更加深入，在表現形式上也更加豐富。這表明，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進入了它的發展階段。
沒有批評就沒有發展。史學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史學批評來實現的。這個時期的史學批評範圍擴大了，不少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入了。在北宋，如吳縝、曾鞏；在南宋，如鄭樵、朱熹、洪邁、葉適、陳振孫、晁公武；在元初，如馬端臨等，在史學批評方面都各有成就。
這裡，我要特別提到吳縝在史學批評領域的貢獻。在史學批評理論方面，吳縝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信史」？他給「信史」做了這樣的理論概括：「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秩愈多，而譏譙愈眾，奈天下後世何！」[4]給「信史」做這樣的規範、下這樣的定義，在史學上以前還沒有過。第二，史學批評的標準是什麼？他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採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5]把事實、褒貶、文采，尤其是事實作為史學批評的標準，在以前也是不曾有過的。《新唐書糾謬》在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此外，鄭樵的「會通」之論，葉適的「史法」之議，朱熹的讀史之評，在史學批評上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馬端臨關於歷史著述的「相因」「不相因」之論，顯示出史學家在史學批評方面的求實精神和辯證方法。
（四）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批判、總結、嬗變
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到明清時期，有兩個極明顯的特點，一是越來越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二是出現了批判、總結的趨勢，同時也萌生著嬗變的跡象。大致說來，史學理論的發展，也不能脫離這兩個特點，而在後一個特點上表現得更突出一些。因此，這可以看作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階段，其特徵便是批判、總結和嬗變。明後期的王世貞、王圻、李贄，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清中期的王鳴盛、趙翼、錢大昕、崔述、章學誠、阮元、龔自珍等，在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貢獻。
在批判、總結方面：王世貞對國史、野史、家史是非得失的辨析，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在強調史學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方面：顧炎武、王夫之都有重要的闡述。
在重視歷史文獻學的理論、方法方面：錢大昕、趙翼、王鳴盛、崔述有精闢的論述。
在重視考據與義理結合方面：有阮元的「匯漢、宋之全」「持漢學、宋學之平」的思想。
在強調學史與認識社會發展法則方面：有龔自珍提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命題，影響所及，直至於今。龔自珍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從古代走向近代的分水嶺。
總起來看，這時期的史學理論，具有非常鮮明的批判色彩，顯著出史學理論開始嬗變的徵兆。
如果說，研究司馬遷的歷史理論成就，可以觀察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的趨勢；那麼，研究章學誠的史學理論成就，則可以反觀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過往的歷程。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這個題目的初衷。謝謝各位！
[1] 2006年12月11日，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演講。
[2] 尹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8頁。
[3] 參見陳啟能：《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載《光明日報》，1986年12月3日。
[4] 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5] 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