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司馬遷到章學誠

  ——說說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成就[1]

  引言 從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說起

  在學術研究中，把握研究對象的內涵的規定性和學術用語的準確性，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史學界討論理論問題時，對於「史學理論」這一用語的模糊認識，給學術討論和理論研究帶來諸多不便。

  這裡我首先要說到尹達先生提出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尹達是較早提出對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加強研究的史學家。他在闡述加強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研究的同時，還提出要重視史學理論研究的問題。他指出：

  在加強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研究的同時，我們還應當對歷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探討給予充分的重視。我國歷史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重視史學理論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章學誠、梁啓超在對歷史學這門學科的理論總結方面都做出過有重要影響的貢獻。我們今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應該寫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新史學》和《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的史學理論論著，在這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2]

  顯然，這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它對我們有兩點啟示：一是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別，二是中國史學有重視史學理論的傳統。

  陳啟能研究員寫過一篇文章《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3]，這篇文章指出：「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對於理論問題的研討雖然相當活躍，但卻有一個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討論的問題大都屬於歷史理論的範圍，而很少涉及史學理論。」這裡，同樣提出了應把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加以區分的論點，即強調把握研究對象之內涵的規定性問題。我很贊成這篇文章，於是寫了一篇短文作為呼應。

  我寫的文章是《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發表在《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史學沙龍」欄目中。

  請記住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本文以司馬遷和劉知幾為例，說明研究歷史同研究史學的區別，並由此得到兩點結論。

  ——本文在強調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區別的同時，也指出了它們之間的聯繫，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包容。

  1992年，何兆武先生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一書的「編者序言」中寫道：「三年前商務印書館委託我編纂一部近現代西方有關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選集。這裡的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其含義大致相當於西方通常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以及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史論』。經過和幾位同志磋商之後，我們都認為這對我國歷史學界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遂決定承擔下來。」當此書在1999年出版時，我感到很興奮，其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像何先生這樣的史學大家，也認同了把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加以區分的觀點，作為晚輩和後學，自然受到很大的鼓舞。

  今天我講「從司馬遷到章學誠」這個題目，同上述學術背景有極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