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的奠基者：司馬遷[1]

  《華夏人物》系列講座，現在是第十三講了。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奠基者：司馬遷》。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是我國古代史學的真正奠基者。他寫的《史記》，是我國史學上的一座劃時代的豐碑。這裡，我想借用兩位前輩著名學者的話，對司馬遷和《史記》做一個概括性的評價。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在《中國史綱》第二卷中寫道：

  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兩漢時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的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2]

  這是說明司馬遷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

  ——另一位著名學者、作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說：

  他（按：指司馬遷）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書》（按：《史記》，原名為《太史公書》）不僅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學術的要籍，歷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學的名著。中國古代的史書（按：指司馬遷以前的史書）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書》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書，且竟是這樣驚人的偉作。司馬遷於史著上的雄心大略，真是不亞於劉徹（按：即漢武帝）之在政治上。……自此書出，所謂中國的「正史」的體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響者至二千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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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說明《史記》在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文學史上的成就，尤其是在史學史上的成就。

  我們知道，歷史同現實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至少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物質的聯繫，即任何時代的人們所遇到的現實環境和條件，都是歷史的產物；二是精神的聯繫，這種聯繫是通過以往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的精神產品作為中介，把現今的人們同歷史聯繫起來的。前一種聯繫，是一種自然過程；後一種聯繫，從人類對社會和歷史的認識來說，是一個自覺的、能動的過程。而這後一種聯繫的不斷發展，又可以不斷推動人們對於前一種聯繫的正確認識，從而表現為對於自身歷史的反省活動，以有利於當前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常說的從歷史中得到啟示，得到借鑑，就是這個道理。我想，這就是我們有必要了解和研究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史學家及其著作的根本所在。

  下面，我就司馬遷和《史記》講幾個問題。

  司馬遷是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的人，這是指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發展的觀點和縱深的視野來看，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有兩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戰國大約700多年的歷史大變動結束的時代。這就是由奴乘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這個過渡以秦的統一為結束的標誌。對此，《史記》是有反映的，如《十二諸侯年表》序說：

  （自周厲王出逃死後）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4]

  這裡講的是春秋時期大國爭霸的政治局面。

  在《史記·六國年表》序中，司馬遷又寫道：

  （在晉國）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並敵，謀詐用而從（縱）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5]

  這裡講的是七雄紛爭直至秦的「卒並天下」、統一六國的政治局面。

  像這樣長久的、巨大的社會歷史變動，在司馬遷以前，還沒有別的史學家做過這樣明確的概括。這也說明，這個巨大的歷史變動對司馬遷的認識活動和撰述活動有深刻影響。

  第二，是秦亡漢興，由漢初貧弱到武帝富強的變化時期以及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新的危機時期。這個時期統一的秦漢封建王朝建立後產生新的問題，這是一種性質的變化。應當說，這一個時代特點，給予司馬遷思想上和歷史撰述上的影響更大、更深刻；他的《史記》在反映這一時代特點上的成就，也更為突出。

  對於這個時代特點，《史記》里的《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直至許多漢初人物的列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舉例如下。

  ——《高祖本紀》後論：

  ……周秦之間，可謂文（按：文，指尊卑之差）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項羽本紀》後說：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陳涉世家》說：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太史公自序》說：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

  等等。

  這些話，反映出這個時代特點的一些具體的表現：一是「秦失其政」（「反酷刑法」「諸郡縣苦秦吏者」）；二是「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三是「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這講了秦所以亡、漢所以興以及陳涉在這一歷史變化中的作用。此外，司馬遷還在《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今上本紀》里講了漢政治統治的得失。這些，構成了他所處時代的第二個大的歷史特點。如前所說，這個特點，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到司馬遷的思想和撰述。

  以上，就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這是一個大變動結束的時代，也是一個新的變動開始的時代。這個時代特點，加上史學傳統，造就了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

  下面，我講一下司馬遷的生平。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講到了他的身世和生平；後來，班固寫《漢書·司馬遷傳》，對司馬遷的一生做了比較全面的記述。這是我們今天了解司馬遷生平的主要根據。

  首先說他的身世。《自序》和《漢書》本傳都說司馬遷的先祖「司馬氏世典周史」，即為周代的史官，而且是世襲之職。大約在周惠王、周襄王之間（公元前676—前619年），司馬氏「去周適晉」，從周王室到了晉國，此後，司馬氏就分散了，有的在衛，有的在趙，有的到了秦國。在秦國的一支名錯，曾「與張儀爭論」。錯之孫名靳，是大將白起的部屬。靳之孫昌，為秦朝鐵官。昌之子無澤，入漢，為漢市長。無澤之子喜，為五大夫。喜生談，談為太史公（令），即司馬遷之父。司馬談任太史令，大約在漢武帝建元、元封之間（公元前140—前110年）。司馬談留存下來的著作只有一篇《論六家要旨》，是對陰陽、儒、墨、法、名、道等六個學派做概括性的評價。歷代學者認為，他的這個評價大致是可取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封禪活動，司馬談未能參與其事，「故發憤且卒」，在這一年死去。臨死之前，他對於撰寫漢代歷史的事情，對其子司馬遷作了交代。

  司馬遷字子長，出生於龍門，一般說是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人。關於司馬遷的生年，一說是公元前145年，一說是公元前135年，自20世紀初王國維著《太史公行年考》以來，一直存在爭論，至今沒有一致的看法，現多數人取公元前145年生之說。司馬遷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龍門山之南），從事過一般的生產活動，10歲開始讀古文。後來史記注家認為「古文」者，即《尚書》《左傳》《國語》等古代典籍。父親司馬談是其啟蒙老師。在中國古代，許多歷史學家都有這種家學淵源，如班彪、班固、班昭、李德林、李百藥、李大師、李延壽、姚察、姚思廉等，他們都是「正史」的作者。司馬遷後來師從著名學者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學習經學。可見，司馬遷在少年和青年時代，就有良好的文化素養，這是他後來能成為一代著名史學家的一個基本條件。20歲起，他開始了極有意義的廣泛的漫遊，「南遊江、淮」，「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黃河支流），「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足跡所至，歷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省，進行了廣泛的學術考察，考察歷史遺蹟，訪問漢初人物逸事，調查社會歷史情況，這些遊歷極大地豐富了他的社會歷史知識，增長了見識，陶冶了感情。司馬遷後來能寫出《史記》這樣的把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的巨製，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與他的這次漫遊中所做的社會歷史考察有極大的關係。

  這次漫遊之後，司馬遷被任為郎中，內充侍衛，外從作戰，並隨漢武帝出巡西北諸邊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馬遷又奉命出使西南（今四川、雲南）。次年，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父司馬談死。司馬遷受父親遺命，立志著史。司馬談在同兒子訣別時講的一段話，在中國史學史上膾炙人口，這反映了一個史學家的良心和責任。司馬遷是這樣記載的：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6]

  中國古代的史學家歷來對自己的工作有一種神聖的責任感，與司馬遷父子這種態度有很大的關係，也跟司馬遷的這一生動、感人的記載有很大的關係。這種責任感，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發揚，成為中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的傳統。中國的歷史記載不絕如線，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司馬談死後三年，司馬遷果然任太史令，從而有可能接觸到皇家藏書，開始了撰述《史記》的工作。又過了五年即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參與制定的「太初曆」開始施行。這一年，據有的學者研究，司馬遷是42歲。七年後，即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司馬遷為之申辯，武帝怒，下蠶室，受宮刑。按西漢法律，可以錢贖罪、減刑，然司馬遷家貧，親友不為之相助，乃使司馬遷受此奇恥大辱，這對他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有這樣一段自白，表白了他受刑後的矛盾心情和宏偉抱負，他說：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謂意境而言的），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按：文王）拘羑（音有）里（在今河南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7]

  這一段話，可以說字字拌和著司馬遷的心血和淚水，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司馬遷性格上的坦率和真誠。他頑強的毅力和堅定的信念，終於使他完成不朽的業績，撰成《太史公書》一百三十篇（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餘字，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著作。司馬遷大約在公元前86年（漢昭帝始元元年），一說公元前90年（漢武帝征和三年）去世。

  司馬遷在世時，其書未傳。漢宣帝時（公元前73—前49年），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史記》（當時稱《太史公書》）才慢慢流傳開來。

  [1] 1988年9月2日，在北京圖書館的演講。

  [2] 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599～600頁。

  [3]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119～121頁。

  [4]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09頁。

  [5] 司馬遷：《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85頁。

  [6]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5頁。

  [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