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史學上五次反思的理論意義

  中國史學上的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論成就，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一）關於《史通》的理論成就

  劉知幾《史通》一書是我國古代史學中第一部以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系統的理論著作。這部史學理論著作貫穿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應當被看作一部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前10卷為「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了有關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輯、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以及史學功用等，其中以批評紀傳體史書的各種體例居多。後10篇為「外篇」，論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並略申作者對於歷史的見解。劉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2]，「辨其指歸」[3]，而且「多譏往哲，喜述前非」[4]。他在繼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關於史書內容的範圍。《書事》篇引用荀悅「立典有五志」的論點，即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為史書內容的範圍。又引用干寶對於「五志」的闡釋，即體國經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權、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文誥專對之辭、才力技藝殊異。劉知幾認為：「采二家之所議，征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5]同時，他又認為，要使書事沒有「遺恨」，還必須增加「三科」，即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五志」加上「三科」，「則史氏所載，庶幾無缺」。這裡所說的史書內容範圍的問題，實質上已觸及史家主觀意識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觀歷史的問題了。

  第二，關於撰史原則。《采撰》篇一方面主張要慎於「史文有闕」的問題，另一方面強調「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6]。劉知幾認為魏晉南北朝以來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長，實廣見聞」，但其書籍也產生了「苟出異端，虛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誡人們：「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7]；「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8]。《雜述》篇還說：「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慎於采撰，根本的問題是要辨別什麼是歷史事實，這是劉知幾論撰史原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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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關於史書的體裁、體例。《史通》以精闢地論述史書體裁、體例而享有盛譽。《序例》篇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這是指史書體例本是史家反映歷史見解的一種形式。劉知幾推崇《春秋》《左傳》、范曄《後漢書》、蕭子顯《南齊書》的體例思想；而他的新貢獻是提出了「諸史之作，不恆厥體」的理論，並通過《六家》《二體》《雜述》等篇，對史書體裁做了總體上的把握，論述了紀傳體史書的各種體例。

  第四，關於史書的文字表述。《敘事》篇較早地從審美意識提出了這個問題：「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工。」他認為「簡要」是「美」與「工」的基本要求，同時主張「用晦」，他認為：「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誨之道也。」[9]他還提出史書文字表述應採用「當時口語」，「從史而書」，以不失「天然」。同時，他反對「虛加練飾，輕事雕彩」「體兼賦頌，詞類俳優」[10]的文風，反對「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關於史家作史態度。《直書》《曲筆》兩篇提出了「直書」「曲筆」兩個範疇，並做了理論上的說明，劉知幾認為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學上的反映。劉知幾所揭示出來的「直書」與「曲筆」對立的種種情況，說明它們的出現不僅有撰史者個人德行的迥異，也有社會的原因，如皇朝更替、政權的對峙、等級的界限、民族的隔閡等。劉知幾認為，直書才有「實錄」，曲筆導致「誣書」，它們的對立從根本上決定了史書的價值和命運。

  第六，關於史學的功用。《史通》講史學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書》《曲筆》《自敘》《史官建置》等。《辨職》篇尤為集中，提出了史學功用的三種情況：「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劉知幾對這三種情況的劃分，明確地顯示出他的史學價值觀。

  以上這幾個方面，是從史學工作的內在邏輯聯繫分析了《史通》一書所提出來的史學批評理論體系；儘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這個體系來編次的，但這個體系卻包含在全書當中。它標誌著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學發展的新階段。同這個理論體系相表里的，是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他提出史才、史學、史識即「史才三長」這三個範疇，闡釋了它們各自的內涵和相互間的聯繫[11]，是史學家自我意識的新發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華。從整體來看，劉知幾在史學理論發展上所達到的高度，的確是前無古人的，《史通》寫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這在世界史學史上，大概也是無與倫比的。

  （二）關於《文史通義》的理論成就

  從理論上全面總結中國古代史學的史家，是章學誠。他的成就主要在理論方面，所著《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在史學理論上有重大建樹，其中也有論及歷史理論的名篇[12]。章學誠在史學理論方面的新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在繼承、發展前任認識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這是繼《隋書·經籍志》確立史學從經學中分離出來的經史分途格局之後，以史學來說明經書的新認識，從而進一步擴大和豐富了史學的內涵。第二，他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區別，而重於「史意」的探索。他說：「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13]簡要地說，「史法」是探討歷史撰述的形式和內容，「史意」是探討歷史撰述的思想。劉、章的聯繫和區別，繼承和發展，即在於此。第三，他提出了「撰述」與「記注」的區別，以「圓神」「方智」為史學的兩大宗門。他說：「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14]「記注」與「撰述」，亦可從「史法」與「史意」中得到說明。第四，他提出了歷史編纂上「神奇」與「臭腐」相互轉化、發展的辯證法則。他認為：「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15]他從「《尚書》圓而神」一直講到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的出現，並說：「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16]第五，他總結了通史撰述的品類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長、三弊，建立了古代通史史學理論[17]。第六，他提出了「史德—心術」論，發展了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把關於史家自身修養的理論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18]。第七，他提出了「臨文必敬」「論古必恕」的文史批評的方法論原則。他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19]這是關於知人論世的精闢見解。第八，他總結了史書表述在審美方面的理論，提出了「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等文字表述的原則。[20]第九，他提倡「別識心裁」「獨斷之學」的繼承、創新精神，強調在認識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此謂之「心裁別識，家學具存」[21]。

  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是一部系統的歷史文獻學的理論著作，其中《原道》篇結合社會發展總結了歷史文獻發展的規律，《宗劉》以下諸篇從理論和歷史兩個方面總結了古代歷史文獻的成就。

  （三）關於梁啓超《新史學》的理論成就

  1902年，梁啓超繼上一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之後，又在《新民叢報》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新史學》。前者著眼於撰寫「中國史」的構想，後者著力於從理論上批判「舊史」。作者自稱「新史氏」，常言「史界革命」，意在創立「新史學」。這兩篇文章，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古代史學，為「新史學」開闢道路的標誌。梁啓超的《新史學》，討論了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歷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功能，史學與「他學」的關係，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等史學上的重要問題。其理論價值在於：以近代學術觀念闡述了史學的基本問題，提出了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理論模式；提出了有關的新概念、新範疇，如廣義之史、狹義之史、局部之史、全體之史、公理公例等；對古代史學提出了批判性的總體認識。這些新的理論，在20世紀初至五四運動前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新史學」事實上成為20世紀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這裡，我要重點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梁啓超對「中國之舊史」的批評，在當時看來，具有突破「舊史學」樊籬的意義，但若做認真分析，他的批評卻有言過其實的地方。比如，他認為「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三惡果」，所謂「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所謂「二病」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所謂「三惡果」是：「一曰難讀」，「二曰難別擇」，「三曰無感觸」。

  他的這些概括，大多有過激之處，並不完全符合事實，我們應做具體分析，不應把它作為合理的結論而加以引用。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梁啓超這種對「舊史學」過激的批評，本出於救國心切。他在講了「四蔽」「二病」「三惡果」之後這樣寫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22]

  正是出於這種原因，所以不應對他的過激的言論採取全然否定的態度。

  我要重點說明的第二個問題是，梁啓超在「史學之界說」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對「新史學」的設想。對此，他從三個方面提出自己的見解：「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三層意思是逐漸遞進的，他先說一般的歷史，繼而說「人群」進化的現象，最後說到人群進化現象的「公理公例」。他把這個「公理公例」也稱為「歷史哲學」，認為這是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他這樣寫道：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孽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23]

  這些話，足以反映出一個史學家的心聲。

  （四）關於李大釗《史學要論》的理論成就

  《史學要論》是李大釗系統地闡述他的史學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書凡六章，結構嚴謹，言簡意賅，具有理論的深刻與實踐的激情相結合的特點。

  第一章論述「什麼是歷史」。其主要論點有兩點。第一，歷史撰述所反映的「歷史」，並不等同於「活的歷史」即客觀歷史本身。這種區別和聯繫，在理論上使人們懂得「歷史的本體」即「活的歷史」比歷史撰述所反映的內容更生動、更豐富，從而拓展了人們的歷史視野；在實踐上則使人們可以感受自己也生活在「活的歷史」之中，增強人們對於歷史的體察和責任。第二，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這一點，使人們懂得歷史是變化的、進步的、生動不已的。全人類的歷史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論述「什麼是歷史學」。本章的主要論點有兩點。第一，關於「歷史學」的對象。李大釗寫道：「史學有一定的對象。對象為何？即是整個的人類生活，即是社會的變革，即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類生活及為其產物的文化。換一句話說，歷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24]李大釗對歷史學所做的這一定義，對人們認識歷史學的性質與作用，有深刻的啟示。第二，歷史學應著力於建立歷史理論。李大釗認為，在整理、記述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建立歷史的一般理論」即歷史理論，才能使「今日的歷史學」成為歷史科學。這表明他在歷史學的發展上是一個高瞻遠矚的人。

  第三章論述「歷史學的系統」。從學科發展史來看，李大釗所構建的「歷史學的系統」，以恢宏的視野來觀察歷史學的內涵和外延，是一個創舉。

  第四章論述「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這裡所論述的，是關於史學在科學史上之地位的問題。「歷史發見一定的法則，遂把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歷史學遂得在科學系統中占有相當的位置。」[25]

  第五章論述「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李大釗把史學相關的學問劃分為六類，共二十多門學科。他認為，文學、哲學、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尤為密切，故擇出分別論述，而又以論述「史學和哲學」最為詳盡，足見作者的理論旨趣。

  第六章論述「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關於這個問題，李大釗做出了深刻而又精闢的論述，他的主要論斷有兩點。第一，史學對於人生有密切的關係。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歷史學是研究人類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自然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史學既能成為一種學問，一種知識，自然亦要於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來，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很大。」[26]第二，現代史學研究可以培養人們的科學態度和腳踏實地的人生觀。李大釗指出：「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亘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這一線貫下來的時間裡的歷史的人生，是一趟過的，是一直向前進的，不容我們徘徊審顧的。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返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我們既認定世界是進步的，歷史是進步的，我們在此進步的世界中、歷史中，即不應該悲觀，不應該拜古，只應該歡天喜地的在這只容一趟過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們的光明，將來有我們的黃金世界。這是現代史學給我們的樂天努進的人生觀。」[27]在李大釗看來，有什麼樣的歷史觀就會影響到有什麼樣的世界觀，進而影響到有什麼樣的人生觀。第三，歷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釗深刻地闡述了這個道理，他寫道：「即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傑為國家為民族捨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亦能認識出來這一班所謂英雄所謂豪傑的人物，並非有與常人有何殊異，只是他們感覺到這社會的要求敏銳些，想要滿足這社會的要求的情緒熱烈些，所以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劇、壯劇。我們後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願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於是乎油然而起了。」[28]史學的魅力就在於此，就在於它的潛移默化的巨大作用。歷史教育實在是一樁偉大的事業。

  綜觀《史學要論》一書，把它放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中加以考察，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

  首先，《史學要論》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最早面世的史學理論著作之一。它科學地、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學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比如，關於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如關於歷史觀問題、歷史理論問題、歷史學的系統問題、史學與哲學的關係問題、史學對於人們樹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的影響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論述。這些，在中國史學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史學要論》是第一部從理論上開闢道路的著作，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理論上的奠基石之一。書中反映出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持有的信念，對於史學的性質與任務所進行的分析，對於史學影響到社會、人生所投入的關注等，今天讀來，仍使人感覺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動。

  白壽彝教授評價說：「《史學要論》是一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冊子，但這是為馬克思主義史學開闢道路的重要著作。這本小冊子凝結著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理論家對人類前途的真摯的希望。對於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來說，李大釗不愧是第一個開闢道路的人。」[29]

  （五）第五次反思的主要問題及其重大意義

  前面講到，第五次反思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表現為群體形式的反思。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尹達、劉大年、白壽彝、尚鉞、胡繩、黎澍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結合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和現實，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史學界面臨的一些重要問題，並且都有專門的論述，收在他們各自的論集之中。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經驗、教訓。

  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對1949年以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於指導革命具有深刻的意義。關於新中國成立後17年的史學，尤其是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以後的史學所取得的成就，該書也給予充分的肯定，認為：

  文科教材會議後，中國通史及參考資料、世界通史及參考資料、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史學名著選等一些歷史學科方面的教材相繼出版，顯示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高校歷史系教學領域的新進展。文科教材會議還推動了歷史研究領域的不斷擴大，許多新的史學課題越來越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例如，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中國近代革命史、斷代史、國別史、經濟史、文學史等，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30]

  總的來看，新中國成立後17年間，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進展和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當時我們還不善於全面地認識和處理政治與業務的相互關係，因而不免在工作上出現某些偏差。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出現了一些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提法，也傷害了一些有成就的歷史工作者，其中包括有獨立見解的專家。翦伯贊同志在1957年發表的《關於打破王朝體系問題》和《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1962年發表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提出了一些正確的看法，批評了一些錯誤的東西。但是，當時不是歷史家的幾篇文章所能一下子扭轉得了的。接著，在十年動亂中，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給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壞。馬克思主義史學面臨著嚴峻的歷史考驗。[31]可見，馬克思主義史學既有宏偉的成就，也曾走過一些彎路或遭受到嚴重破壞，並不一帆風順。

  關於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中的歷史教訓問題，尹達指出：「由於客觀的、主觀的種種因素，在運用中往往會出現片面性、主觀性，以至於失誤。在革命實踐中，在學術研究中，這是難免的事。」[32]他認為，我們絕不能因為曾經片面運用或誤用馬克思主義，曾經有人破壞馬克思主義而懷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堅持唯物史觀。尹達指出：「唯物史觀，『是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也是『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用唯物史觀的觀點觀察歷史，既包括唯物主義，又包括辯證法，還包含發展學說。但是，現在似乎有一種傾向，講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只講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這一條，關於過去的全部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係等，仿佛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了，於是，只談生產力、物質生產是社會前進的唯一動力；不談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反而說起破壞作用，造成中國封建社會緩慢發展，乃至停滯不前等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是統一的、有機的整體。某一個時期，或針對問題，強調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論是可以的，但是要把這樣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肢解開，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閹割，那是絕對不允許的！否則，我們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準確地、系統地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對我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從事歷史研究，十分重要。我們不要為一時的現象所迷惑，一定要學會完整地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思想、方法。這樣，才能避免左右搖擺，保證我們的史學研究堅持正確的方向，取得科學成果。」[33]對于堅持唯物史觀的重要性，白壽彝從歷史理論的角度做出概括。他指出：「歷史理論，首先是史學領域的哲學問題，主要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34]他還著重闡述三個方面的理論問題：一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二是「物質生產和物質生產者的歷史」，三是「社會歷史之辯證的發展及其規律性」[35]。劉大年就堅持唯物史觀應持什麼態度的問題，指出：「事物的存在、運轉是有條件的，不能什麼都『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要同一切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討論問題。要排除宗派主義，反對門戶之見。不要怕對立面的反駁，應該歡迎反駁。一反駁就垮了，這說明你的觀點本來與真理相悖謬或是似是而非，應該垮掉；駁不倒，則說明你的觀點似非而是或是部分地站得住腳，有益於自己繼續追求下去。要承認人對事物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越是複雜的事物，認識需要的過程可能就越長。人的認識又是有矛盾有反覆的，正確的和錯誤的認識往往交織在一起，不可以看得太單一。」[36]尚鉞更是充滿激情地寫道：「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理論聯繫實際，腳踏實地，認真研究。我希望史學園地百花盛開。我們留給子孫後世的，不應該是鏖戰之後的殘垣斷壁。而應該是一座五彩繽紛的大花園。」[37]所有這些話，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真誠信念和學術熱情，讀來令人頗為敬佩。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怎樣進一步發展中國史學。對此，侯外廬始終認為，中國史學工作者應當有這樣的自覺意識和奮鬥目標，那就是：

  注意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民族化。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給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金鑰匙，應該拿它去打開古老中國的歷史寶庫。我曾試圖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看作是恩格斯關於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問題的理論在中國引申和發展。而這項工作不是我個人所能做到的，但卻心嚮往之。[38]

  他聯繫歷史上的教訓，進一步指出：

  「五四」以來，史學界出現一種盲目效仿外國的形式主義學風，企圖按照西方歷史模式來改鑄中國歷史，搞所謂「全盤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虛無主義的泥坑。我對這種學風深不以為然，在40年代我就說過：我們中國學人應當學會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學會使用新的方法來掘發自己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39]

  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侯外廬始終堅持這一見解，可見他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白壽彝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提出了具體的設想，這些設想包含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關於歷史資料的重新估價問題；第二，史學遺產的重要性；第三，取鑑於外國歷史的問題；第四，歷史教育的重大問題；第五，歷史理論和歷史現實的問題；第六，史學隊伍的智力結構。」這幾個問題都是專業性很強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並做出成績來，才談得上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白壽彝滿懷史學家的高度社會責任感語重心長地說道：「我們今天應該考慮這些問題了，提出來請同志們指教。要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東西來。我們國家的歷史最長，史學一向是最發達的，現在不應該落後，應該大步往前走。為了往前走，好多個現實擺在面前，需要我們認識，沒有認識就無法前進。」[40]這就是說，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們不僅在思想上、理論上要有明確的認識，而且要體現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這才能促進中國史學不斷前進。

  劉大年從歷史淵源上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他在晚年寫成的一篇鴻文《評近代經學》中寫道：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古典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是可以溝通的。也就是說，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有內在的根據。儘管中國古典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於相隔遙遠的歷史時代，屬於截然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於不同的世界觀和思想體系，但中國古代典籍複雜多樣，其中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思想，一向是人們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國傳統的。[41]

  劉大年所得到的這一結論，可以幫助我們增強對於建設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信心。

  中國史學上的第五次反思，從本質上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自我反省。這次反思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史學的未來。1988年，劉大年為紀念侯外廬而寫下的一段話，可以視為他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對這次反思做了總結。他這樣寫道：

  50年代末、60年代初，歷史教學、研究者中，有把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或侯外廬叫做「四大家族」的；有稱郭、范、侯、翦、呂為「五老」的，如今五老都不在世了。我想可以說，這大概宣告了中國最早一代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者活動的終結。他們那一代人為推動時代前進，付出了辛勤勞動。他們做完了時代交給的答卷。他們是應當受到我們尊敬的。世界歷史潮流不斷發展前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必須跟上時代步伐，不斷發展前進。這要求我們做好許多工作。了解先驅者們的成就，吸收他們留下的遺產，是那些工作中的一個部分。只要以往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是表現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麼，現在和今後，按照新的條件，堅持這種結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就是長青的。先驅者們的工作不會一旦遭到白眼而速朽。[42]

  歷史就是這樣。我們在上面提到的尹達等幾位史學家也都已經辭世。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先驅們的這些反思，是不會白費的。他們的反思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遺產，同樣會產生積極的效果，推動中國史學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