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社務通訊》和《哨崗》

  范用

  《店務通訊》[1]和《哨崗》，是讀書出版社的內部刊物；《店務通訊》是油印的，《哨崗》則是手抄的。

  讀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除了黃洛峰[2]、萬國鈞、劉麐、孫家林少數幾位，大多是十幾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僅有小學文化水平，進過中學的也沒有幾個，洛峰很重視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提高他們的水平，親手抓他們的學習。

  在武漢，在重慶，社裡有讀書會，學艾思奇[3]的《大眾哲學》和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洛峰也參加學習、討論。總之，出版社始終保持濃郁的學習氣氛。

  洛峰還幫助大家學習寫作、練筆。這樣就有了內部刊物《店務通訊》和《哨崗》。

  《社務通訊》創刊於1939年，在重慶。這是一份十六開對摺裝訂的油印刊物，每期三十頁左右，開始半月一期。洛峰編輯、看稿、改稿，劉少卿、趙子誠、范用刻印。少卿曾經在上海給黨刻印過文件，由江西蘇區帶到上海的文件，由他刻印。他的蠅頭小楷，一筆不苟。范用愛好裝飾版面，畫題頭、設計封面，後期由他擔任編輯刻印工作，王蘭芬、陳楚翹（陳馳）參加編輯、刻印。

  這項工作都是在業餘做的，下了班，吃了晚飯，刻的刻，印的印，通宵達旦，直到裝訂完成，寄給分社，上午就進了郵局。還記得，每當夜半，靜悄悄的民生路上傳來「炒米糖開水」的叫賣聲，就下樓買幾碗，吃得挺有味。

  

  《社務通訊》從1939年到1941年，一共出版了三十六期。即使在敵機大轟炸的情況下，也堅持出版，陳馳和王蘭芬疏散到鄉下，照常編印不誤。

  《社務通訊》的內容，有論文、業務經驗、學習心得、讀書筆記、總分社簡訊、生活漫談等等。

  洛峰在他執筆的《發刊詞》里這樣說：

  過去，因為空間的隔絕和本身組織的不健全，在精神上工作上，不免處處形成渙散，總社和分社之間，社與同人間，都不能很好地有機地聯繫起來，以致造成了我們很多的損失與缺點。為了克服我們的一切缺點，為了更加完善地更實際地完成我們的使命，因而有了這次革新運動，而這種革新運動的持續和發展，便是出版本刊的主要原因。

  本刊的誕生，不僅說明了本社的教育工作，已經開始走上軌道，而且也預示了本社的成長和發展，更且指示了我們要如何實實在在地去完成我們的使命。

  本刊是每一個同人在學習中工作中的實際生活的交流，是每一個同人的心聲的廣播，是本社的決定和如何執行決定的號角。

  這上面不會有「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鴻文巨著，也不是空空洞洞的研究的園地，它將是而且應該是溝通本社同人精神的神經系，它將是而且應該是質樸的自我教育的武器……

  洛峰準備寫一篇《本社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社務通訊》連載，給同人們講講社史。剛刊登了兩篇，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還不宜如實地坦述一切，決定停止繼續刊登。洛峰的這篇文章如果寫完，那將是可貴的社史資料，可惜的是它只開了一個頭。以後因為工作忙，洛峰再也未能執筆完成。後來他又以「社務漫談」為題，連續給《社務通訊》寫了《怎樣做一個分社負責人》（連載四期）、《新人問題》《再論人事問題》《明年的營業方針》，在出版周年的一期寫了《〈社務通訊〉第一卷總結》。為此，還特地指定幾個人從幾方面檢查《社務通訊》：「A.同人對社訊的態度、閱讀和保存的檢查（吳忠告），B.質量和數量的檢查（范用）、個別作品的檢查（萬國鈞、陸量才）、消息報導的檢查（范用）、技術和錯誤的檢查（劉少卿、符孟漁）、總結（黃洛峰）。」洛峰在《總結》里寫道：「十一月卅日的晚上，好像沉潛到海底去尋找什麼稀世珍寶一樣，大家在興奮而又緊張的心情下，嚴肅地花了三個鐘頭的時間，給了本刊一個徹頭徹尾的清算。我的這篇總結便是依據當晚的檢討寫成的。」六十年後，重讀這段文字，仍然感受到當年洛峰是如何熱情而又嚴肅認真帶領我們辦《社務通訊》，他在這方面也是多麼用心良苦，他不單是要教我們寫作，而且是在教我們編刊物。

  《社務通訊》不編印了，可是，香火不絕，洛峰對我們施加的練筆的影響卻延續下來。作為讀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工作之餘一定要舞文弄墨。「皖南事變」後，除了重慶一地，各地分社不是被查封，就是收歇了。在吳毅潮、唐登岷的主持下，一個手抄本內部刊物《哨崗》誕生了。

  《哨崗》的內容主要是習作，有文有詩，一律用四百字的土紙稿紙抄寫，訂成一本。封面每期都要設計，范用經湘桂大撤退回到重慶，接手編《哨崗》，設計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有幾期《哨崗》都有一篇學習總結的文章，有一期的「總結」，鄧明竟寫了九千字，題目是《七月生活學習競賽得到些什麼》，既肯定了學習成績，又指出不足與缺點。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張「起床時間早遲表」，記錄了李明楊、馬以光（仲楊）、陳青聆（昌華）、汪錫棣（曉光）、歐陽章、陳一坤、周逸萍、汪靜波、余潛、鄧明（唐登岷）的早起次數和遲起次數，此外還有「睡眠時間早遲表」「上班早到遲到表」「各人讀書頁數表」「作文字數表」「常識測驗平均分數表」。鄧明指出：「成績並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希望，不過好壞總是有收穫的，曾在生活上或多或少地投下了一些好的影響。如果這次的收穫能經常保持下去，我們將可發現一種新的氣象在我們之間被漸漸地培植起來。」同時，他又慨嘆：「競賽一結束，那種經常的惰性又慢慢地恢復過來了，這不能不使我們慨然於小有產者的根性在我們之間是如何深沉地存在著，克服它和戰勝它，還需要以千百倍的毅力，不要看輕它，這需要我們艱苦的和自己的鬥爭，不革自己的命，就遑論革他人的命。小有產者對自己總是最仁慈最寬大的，我們要求對自己勿寧多刻薄些，一切對別人的批評和不滿，首先用來檢查自己，庶幾就不致走出一步退後兩步了。」

  從一本手抄的內部刊物，可以看到讀書出版社不僅是一個戰鬥的集體，而且是一個力求上進的自我教育的集體。生活和工作在這樣的單位，是幸福的。

  洛峰在《哨崗》連續發表一組從日記摘抄的《霧夜雜抄及其他》，1972年我把收藏的《哨崗》中他的這組短文拆下來送給他，他重新裝訂，寫了一個題記：

  看到兩冊手抄本刊物，又看到我的從日記里抄出來的「霧夜雜抄」以及一些不成樣子的東西，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雜抄」何時停抄，已無端倪可尋。當年我先後斷斷續續寫下的幾本日記，也早已毀了，同樣，也無端倪可尋了。

  往事如煙。可是看了不容易保存下來的《店務通訊》和《哨崗》，一些模糊的記憶仿佛一點一點又清晰起來，讓人沉浸到那值得懷念的歲月中。

  在1939年《店務通訊》創刊號里，抄錄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做補白：「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而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還摹刻了毛澤東的簽名。那時並沒有把他的話奉為「句句是真理」，只是覺得這句話對我們年輕人有幫助。過（多）少年後才知道，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卻未必做得到，偉大人物有時也會忘了謙虛而自滿，這應當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本文節選自《戰鬥在白區：讀書出版社1934—1948》，范用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65—370頁。

  【導讀】

  范用（1923—2010），原名范鶴鏞，當代著名的編輯家、出版家和書籍裝幀藝術家。他曾策劃出版了巴金的《隨想錄》、陳白塵的《牛棚日記》以及《傅雷家書》；他也是我國著名的雜誌人，曾創辦了《讀書》《新華文摘》；他還著有《我愛穆源》《泥土腳印》等作品。

  范用1923年出生於江蘇鎮江。兒時的范用就喜歡去對門一家小印刷鋪玩耍，撿來印壞的紙片和地上的鉛字拼好紮好，蘸上印泥，蓋在一張張紙上送人。上了小學後，他喜歡剪報，把小方塊兒剪下來貼好，裝上自製的封面，裝訂成一本本小冊子，供同學借閱，這便是范用最早編輯的「雜誌」。小學畢業後，父親因病去世，范用原本打算去印刷廠學做一名印刷工，為家庭分憂的同時尋找讀書的機會，但他進入鎮江中學不久，日本軍隊就打過來，學校解散，他也開始漂泊。

  范用離鄉後輾轉來到漢口，投奔了在書局做事的舅公，不幸的是，舅公三個月後便生病辭世，留下他一個人為生活發愁。而舅公做事的書局樓上，恰好是讀書生活出版社。從小痴迷於讀書的范用，很快成為其中一名練習生，也是在這兒，他開啟了自己與書打交道的生涯，從打包、送信、郵購等雜務開始干起，一直到批發、門市、會計、出版、編輯，出版社的每個環節范用幾乎都一一經歷過。他曾輾轉漢口、重慶，南下桂林又北上京城，幾度坎坷，幾度崛起。

  1939年讀書生活出版社更名為讀書出版社，同年，范用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皖南事變後，范用赴桂林用「新光書店」招牌重建讀書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1948年10月，讀書出版社和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在香港合併，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范用也正式成為三聯書店的一員。新中國成立後，范用來到北京，歷任中宣部出版委員會科長、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1985年起兼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1989年離休。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三聯書店聯誼會發起編寫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和三聯書店歷史。作為讀書出版社從成立、成長到崛起整個過程的見證者、助力者，范用擔起了編寫讀書出版社歷史的重任。讀書出版社從1936—1948年，一直處於國民黨統治區，在「孤島」上海時刻要提防敵偽的迫害，隨時都有遭受破壞的可能，難以保存檔案資料，加之出版社的領導人和創始者，那時多已不在人世，於是范用便向在讀書出版社工作過的同志和讀書出版社的朋友們徵稿，《戰鬥在白區：讀書出版社1934—1948》一書就是在這些文化界人士的熱心參與和支持下編成的一本回憶文章彙編。他們用樸實的文字記錄了讀書出版社創社期間、抗戰期間的工作、學習與生活，尤其是在敵人的壓迫下始終不屈不撓堅持鬥爭的經歷。

  該書的編排分為三個部分：一、讀書出版社工作人員和讀書出版社朋友們的文章；二、回憶讀書出版社創始人以及回憶黃洛峰等主要領導人的文章；三、一些資料性文字。本篇文章選自書中的第一部分，也是范用親自提筆所寫的回憶文章，主要記述了讀書出版社兩本內刊（《社務通訊》《哨崗》）的誕生過程及創社初期社內同人自我學習、自我提高的經歷。

  當年讀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大多只受過小學教育，或者是上過幾年中學。讀書出版社在他們心中，既是熔爐，又是學校，他們在這裡工作，更在這裡學習。《社務通訊》和《哨崗》是黃洛峰組織社內人員進行寫作練筆的園地。《社務通訊》是半月一期的油印刊物，1939—1941年共出版了三十六期，由黃洛峰看稿、編輯，劉少卿、范用等人刻印，即便是在敵機大轟炸的情況下也堅持出版。皖南事變後，除了重慶一地，各地分社都被查封或收歇，於是《社務通訊》停刊了。但是讀書出版社「練筆」的習慣和影響卻延續下來，於是在吳毅潮、唐登岷的主持下，手抄本內部刊物《哨崗》誕生了，《社務通訊》的香火算是延續了下來。《哨崗》的內容主要是習作，有文有詩，均用四百字的土紙抄寫，訂成一本，每期都有封面設計，范用在湘桂大撤退回到重慶時，接手編輯《哨崗》，並為它設計封面。

  這篇文章飽含著范用對讀書出版社的深厚情感，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深刻感受到他們是如何融合到讀書出版社這個集體中的，又是怎樣互幫互助、共同學習、互促提高的，一個團結著在戰鬥中走過來的同甘共苦、生氣勃勃的集體躍然紙上。

  （馬晉雅）

  [1] 《店務通訊》：同標題中的《社務通訊》，下同。

  [2] 黃洛峰：原名黃塏，雲南鶴慶人。1936年與李公朴、艾思奇等創辦讀書出版社，任總經理。1948年後，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管理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3]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雲南騰衝人，中國著名的理性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935—1936年，任上海《讀書雜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