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在出版界二十年

  張靜廬

  光華書局的誕生

  當倡辦《西湖晚報》的消息，告訴遠在新加坡的一位「候補華僑」沈松泉時，他非常高興他的朋友有了自己的新事業。不等我的召請，就向三友社辭職趕回祖國。不料他不爭氣的朋友「自己弄一張報紙乾乾」這小小的企圖又告失敗了。

  怕又要失業了，不得已再進泰東編譯所工作。這時候泰東編譯所已經風流雲散，徒有其名而已。沫若仍在上海，卻另住環龍路上，與泰東圖書局沒有什麼關係。創造社同人的新作品，也有兩年多沒有見面。

  到民國十三年（1924），「五卅」慘案後，我們幫汪北平先生在太和坊辦一張《海員工報》，松泉有時也來相幫發稿。這時，盧芳先生也脫離友邦保險公司，我們三個人就常常會在一起。

  一天晚上，松泉和盧芳同到商報館來看我，說他們有個新計劃，要我參加。

  「幹什麼呢？」我問。

  「辦一個出版部，慢慢地將它擴大成為新書店。」

  本書首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說到書，對於我是頂感興趣的事，就在這一晚上，我們到《海員工報》社裡，共同商決一個初步辦法。辦法是很簡單的，因為大家都沒有錢，只好各人盡各人可能擔任的工作。我是對於印刷所有相當交情的，同時也吃過紙行飯，就歸我向紙行賒欠紙張，同印刷所辦到不付錢可以先印出來書的交情。盧芳擔任營業上和事務上的奔走。松泉擔任拉攏幾部暫時不付現金的稿子。

  如果都能順利地辦到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多量的資本。三個人只拿出來二十五元錢作為必需的籌備費用——文具箋封招牌等。

  二十五元，就是光華書局開辦時僅有的資本。（後來從太和坊出版部搬到四馬路市房時，又由我半捐半募地弄到兩千多元資本。）

  光華書局的創立，我們要感謝郭沫若先生的熱忱協助。就是他說的我們同在泰東編譯所里有過半年以上吃大鍋飯的交情，願意將新著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和在許多刊物上發表過編纂起來的《文藝論集》交給光華印行。同時，更以最低的條件——五十元一期編稿費，編輯一種半政論半文藝的雜誌《洪水》半月刊。

  創造社的刊物從《創造周報》後沒有另外出版過，創造社同人的新作品，也整整有兩年不曾出版過。

  《洪水》，這有特殊風味的刊物（創造社同人除文藝作品外，從來沒有做過政治論文的），在讀者們迫切需要下，在一家陌生的書店裡出現了，很快被各地同業所重視，向來沒有交往過，也沒有先鋪一層「帳底」，居然有很好的成績。貨款也有很多都是先期匯來的。

  也因為借住朋友的房子，不便長久下去，也因為營業有發展的希望，想早點搬到四馬路的門面房子去。剛巧有一家招牌完全相同的小藥房出租，就租了下來，陰戤陽戤，別人以為是書店裡代賣藥品，也有以為是藥房裡兼售新書，門市的生意，倒並不冷落。

  我們可以自傲的是：在光華以前，上海還沒有純粹的新書店——它是第一家。四馬路上也不是書店的匯集地段，它又是「偶然碰巧」的第一家。看看現在四馬路居然成為上海著名的文化街，想到那時候，只有孤零零的一家破舊市房，難得跑過幾個買書的朋友，真不勝今昔之感！

  因為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一家「干伙」的小書店，創辦的又是三個在書鋪子裡時常跑進跑出的「巡閱使」，所以格外容易得到朋友們義務的幫助。（那時就是我們所謂老闆們每一個人也只拿十元八元一月的車費沒有薪水的。）邱韻鐸先生替我們看校樣，葉靈鳳先生替我們畫GG，都為著有相同的興趣。

  周全平先生從東北墾荒回來，同旦如先生在西門開一家咖啡書店，同時附設一個書報介紹社，編印一本《新書目錄》，專替內地讀者代辦並推薦新書。他自己做的一部長篇創作，也交光華出版，書里更有很多靈鳳畫的帶著琵亞詞侶作風的插圖。

  此後不久，就由全平為主幹，計劃招股，創辦在文化運動史上有名的創造社出版部。

  股份是向從讀者方面募集，也有一部分是外埠的販賣同行，所以定得很低。五元為一零股，五十元為一整股。有五元錢就可以做股東了，凡是股東，都有八折買書的優待。限額不大，很容易募集，大約募到一千五百元，就租定寶山路一幢小洋房，出版了許多四十開本的小叢書。

  正在創造社出版部將要成立的時候，沫若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同達夫、獨清等到廣州去了。創造社出版部的一切事務都交給全平、靈鳳、漢年三個人主持，稱為「創造社小夥計」。

  小夥計們與幻洲社

  「小夥計」們在大集團——創造社出版部——之外，另有小組織，叫「幻洲社」。以靈鳳、全平為主編，委託光華書局替他們印行「幻洲社小叢書」，一式的三十六開本，毛邊而橫排，經靈鳳的設計，裝幀格式都非常美麗。這「小組織」的收入，是供給小伙子們自己的費用，和出版部無關。

  除幻洲社叢書外，另由靈鳳、漢年合編一種《幻洲》半月刊，四十開的袖珍本，在中國人向來喜歡「大」的特性下，看到它是會有一種嬌小玲瓏的美感。內容分做上下兩部，上部《文藝版》，剛夠登一篇短篇小說和幾篇小品文，歸靈鳳主編；下部《十字街頭》，刊載短小精悍的評論隨筆，歸漢年主編。他們二人很要好，原來都住在創造社出版部內，後來一同另外租住在霞飛路上一家東洋人開的皮靴店樓上，布置得十分精緻，名為「聽車樓」。

  為了《幻洲》里一篇隨筆，我第一回嘗到「書店官司」。

  在公共租界裡幹著文化事業，隨時有觸犯「奴隸法律」的可能。久了，「吃官司」變成書店經理們的家常便飯了。

  自己雖然在上海社會裡混了十幾年，也曾替商報館擔任過專門吃官司的交際書記的特殊職務，然而對於書店，還是第一遭。官司要不吃，也盡多辦法，只要看你的手腕如何。可是我似乎不懂得這手腕的施用方法。這技巧並不因曾經混過十幾年而有所增進。所以總是一味地硬幹，想從硬幹去探求明明曉得決不會有的「公理」。

  還是用妨礙風化罪提起訴訟。刑庭審判官是國內著名法學專家吳經熊先生。因為他也是一位愛好文藝的讀者，他讀過這類刊物和書籍。

  「這是文藝作品裡很習見的描寫詞句呀！」他很嚴肅地反問檢舉的原告代理人捕房律師。

  「……」

  「並非誨淫，沒有什麼妨礙！」

  在他的賢明審判之下，並不處罰，也沒有將刊物沒收。雖然這次是我們勝利了，可是勝利屬於你，麻煩也就會使你更多，多得你一定要放棄你所探求的理想的「公理」，仍得施用手腕，待他們感到一定限度的滿意的時候為止。

  為著硬幹，為著保障勝利，我們以巨大代價聘請一位英籍律師阿樂滿為法律顧問。（這時候中國律師還不能出庭。）不料在短短的六個月中，我們被控訴的刑事案件，竟多到七次；每一次又不能當堂了結，常常要拖到好幾庭，每一庭的距離又要隔一星期。這樣，七次刑訴案件，從開審到判決，差不多平均每一個星期要上一回「公堂」（會審公廨）。

  判決都是處罰金的，很有趣，他們用的是累進法：例如你第一回處罰的數目是十元，第二次就得罰你二十元，第三次，當然是四十元了。不論你所犯的「妨礙風化」的程度，這一次是否比上次嚴重，或是無所謂。七次中，最高的紀錄處罰到一百六十元。

  在租借協定未簽訂以前的會審公廨，真有些滑稽。如果隨時跑去旁聽，常常會使你發出會心的微笑——假使想替《論語》找點幽默題材的話。

  麻煩會使你工作停滯，患著所謂「歇斯底里」症的。「公理」在這裡是找尋不到的了，手腕還得施用一下。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為想增進你的工作，或者要做些比「妨礙風化」還要嚴重些的營業的話，在施用之後（當然要辦到最低限度的滿意），也就可以「百無禁忌」了。

  我記得有一次為郭沫若先生的一本《水平線下》後部里有一篇《盲腸炎》的論文，我曾經「自願」一次孝敬過三百元大洋。平均計算起來，差不多每千字要花上八十多元錢，好貴的稿費呀！

  迴光返照與黃金時代

  民國十二三年（1923—1924）間，新書的銷行，才漸漸抬起頭來了。同時「禮拜六派」的勢力，也到達「迴光返照」時期，全國的讀者很明顯地分成兩個壁壘。

  其時創造社同人已與泰東圖書局分離。文學研究會卻由沈雁冰先生在惲鐵樵之後，接編《小說月報》，改為新文藝刊物。更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擴展計劃，和共學社一起努力著譯各式各樣的叢書。接著楊賢江先生接編《學生》雜誌，章錫琛先生接編《婦女》雜誌，這是商務印書館走向新的方面最活躍的時代。中華書局則由張東蓀先生主編的《解放與改造》之後，也大量印行社會科學叢書。謹慎獨步的亞東圖書館，仍在胡適之先生協助之下，埋頭於中國通俗舊小說的考證和整理，造成鉛粒的「亞東版」。對這「亞東版」的謹勤工作，我們不能抹殺汪原放先生的苦幹精神！為一部小說的校點費一年半載的時間，和十次八次重複的校對，是常有的事，這是「亞東版」之所以可貴，但也是被標點書商粗製濫造所打敗的致命傷。

  除這三家書店以外，再也找不出一家新的書店了，也沒有一個新的出版社。

  一直到十三年（1924）六月，光華書局才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上海四馬路。十四年（1925）夏，北新書局從北平移植來滬。同時開明書店也由婦女問題研究會改組擴大而為正式的書店。

  被推為新文藝書店老大哥的北新書局，十三年（1924）秋創始於北平李志雲老闆的住宅——翠花胡同，除販賣各地出版的新書刊物外（那時武昌有一家書店曾刊行過幾本《黃鶴樓頭》等新文藝書，但不久即告消沉），自己編印十幾本民間故事小冊子。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近水樓台，在拉稿上得到許多便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小說舊聞鈔》等陸續歸北新印行，聲譽日隆，營業也日見發展，遂於十四年（1925）夏將總店從北平搬到上海來。先在寶山里租下房子，隨後就開設發行所於四馬路麥家圈口豫豐泰酒館的樓下。（這地段還曾經開過一家張競生先生提倡美的人生觀的美的書店。）

  開明書店的前身是婦女問題研究會。十四年間，章錫琛脫離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就在自己的住宅寶山里內繼續刊行《新女性》月刊，同時也另印幾本婦女問題叢書。當時是沒有發行所的，《新女性》的發行歸光華書局代理，直到正式用開明書店牌號在望平街上開張之時為止。

  「迴光返照」期的「禮拜六派」，在出版物的勢力上估計，確比脆弱的新書業為宏大，無論雜誌和書籍的銷行，也比新文藝更為廣遠。最占優勢的，要推號稱三大教科書業之一的世界書局。

  民國十年（1921），沈知方先生以大刀闊斧的雄略，撇開其手創的廣智書局，擴大而成世界書局。抓著社會的弱點，利用讀者的惰性與迷信心理，用滑稽的手腕，出版《鬼谷仙子》等神秘玄學書；更以「紅屋」為號召，請有廣大的小市民層讀者的《快活林》編輯嚴獨鶴先生主編《紅》雜誌。向行將沒落的「禮拜六派」注射強心針，施用大幅的GG術，造成一度的「迴光返照」，苟延二三年的壽命。

  《紅》雜誌確有它廣大的銷路。更從官僚軍閥高壓下因無力反抗而形成幻想的社會意識，大量出版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行為為中心的江湖奇俠傳等；以秘密結社，劫富濟貧等行動為主幹的幫會小說；以桃色糾紛的新聞事件，或帶有偵探小說意味的事實和空想的許許多多小說書，倒也能夠號召某一時期的記者，而獲得意外的收穫。

  同時，大東書局由周瘦鵑先生重編「禮拜六派」雜誌作為嘗試的《半月》開始，接著刊行包天笑先生主編的《星期》，也各有相當的銷路。並出版以戀愛問題或感傷主義為中心題材的「紫羅蘭叢書」。它小巧玲瓏的樣兒，頗引起少男少女們的愛好。

  這是結束「禮拜六派」命運的「迴光返照」時代的輪廓。

  在民國十五六年（1926—1927）大革命高潮前後，這畸形發展的趨勢就有了極大的變化，很快地和必然地被消滅了！

  從民國十四（1925）至民國十六年（1927）的三年間，我們也可稱它為新書業的黃金時代。

  革命策源地——廣州，是惟一的銷書市場。上海，雖在孫傳芳、李寶章等高壓之下，但是他們對於出版物是不在心上的。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嚮導》和《中國青年》，一樣地平安在上海流行著，其他的文藝讀物當然更不成問題了。《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共產主義ABC》和其他關於社會運動、國際運動等新書，非常暢銷。漆樹芬先生的一部二十萬言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是那時挺風行的一部名著。

  黃金時代里第一個發現它因而賺到大量黃金的，是張秉文先生——一位別有作風的出版商。他擁有太平洋印刷公司，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精力，編印一部「中山叢書」，印成後就自己帶到廣州去，這是廣州每一個民眾都需要的一種糧食。更跟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進展，在湖南、江西、漢口，各重要都市傾銷這部巨著。只就這一部書而論，少說些也賺上十萬八萬元大洋了。

  走著同樣路線，也獲得一批大財的是大中書局的老闆黃長源先生。此外，上海的新書店，舊書店，凡是能夠弄得到印刷機器的，無論誰，都馬上可以發財。同樣，印刷所的老闆們也可以靠此發財，因為這些書都沒有版權的，書店可以印出來發賣，印刷所里也可以印出來發賣。而且只要你有法子印出來，不怕沒有銷路。

  革命軍占領武漢時，長江書店就在上海裝了幾十箱新書在後城馬路開張，僅僅三天時間就關上鐵門了。所有的新書賣得精光。

  這以前，除商務、中華、亞東外，上海的新書事業真是貧弱得可憐，新書的產量固然很少，就是每一種的印量也非常地少。可以銷行的，一版印上兩三千本，普通五百本一版一千本一版也很多。到那時候，廣州、漢口兩處同行的添書單子，已改為電報了，一添就是每種三千五千本。銷路是有著落了，但是哪一家有這麼多存書呢？沒有，就得再印，然而，每一家印刷所里的印刷機器上，全張的，對開的，甚至於四開的都在一批又一批地印著《三民主義》或《中山全書》，哪有空餘時間來印你的短版生意呢！所以雖在這樣滿地滾著銀子的黃金時代，而實際上賺得黃金的是有印刷所的或與印刷所有密切關係的新興書店，並不是真正已經開在那裡了的新書店。不過話得說回來了，無論如何，在這時期中多少都沾些光，有門市發行所的，買書的主顧確實增多了，就是向來對於新書不感興味的工商界也要為明了「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而讀書了。就是過去不易銷去的新書，這時候也連帶地比平時多銷去幾本了。狂熱的情形到十六年（1927）清黨運動以後才一落千丈，此後的新書業，真度著艱苦困頓的日子，那種痛苦（精神的和物質的），恐怕只有在這時期中的出版家才真正嘗到。直到「八一三」抗戰發動後，再度抬起頭來。

  本文節選自《在出版界二十年》，張靜廬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7頁。

  【導讀】

  張靜廬（1898—1969），出版家，浙江鎮海（今屬寧波）人。早年撰寫「禮拜六派」小說，之後曾任天津《公民日報》、北京《公民日報》、上海泰東圖書局、上海《商報》編輯。1924年與人合資創辦光華書局，1929年創建上海聯合書店，1931年與洪雪帆合辦現代書局，均任經理。1934年創辦上海雜誌公司，任總經理，除代辦代訂全國出版的各種期刊外，還出版《譯文》《作家》及「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等十數種書刊。1943年任重慶聯營書店總經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出版總署計劃處副處長、中華書局近現代史編輯組組長等職。輯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國出版史料補編》7編8冊。著有《中國小說史大綱》《新聞學概要》《落英與狂蝶》《在出版界二十年》等。

  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張靜廬先生「以個人事業變遷為經，多量地采入當時作家們與書店之聚散離合為緯」，為我們展現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事業的興衰變遷。他以個人經歷為出發點，講述了民國時期上海出版界的掌故，介紹了「禮拜六派」、創造社等文學流派的發展。從作者的娓娓道來中，我們得以窺見民國時期的社會風貌以及上海作為文化中心在當時的重要地位。

  此選文部分記述了張靜廬與朋友們創立光華書局的過程。最初，張靜廬欲倡辦《西湖晚報》，但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付諸實現。之後，在沈松泉和盧芳「辦一個出版部」的提議下開始籌劃創立光華書局。光華書局在只有二十五元籌備金的情況下艱難起航，缺乏資本，沒有帳底，但這些都掩蓋不了它成為上海第一家新書店的光芒。光華書局印行的「幻洲小叢書」、《幻洲》半月刊與同時期的其他書籍刊物不同，嬌小玲瓏、設計和裝幀都非常考究，其時頗受讀者歡迎。然而，因出版管理亂象叢生，張靜廬也為此背上「妨礙風化罪」的罪名，「吃了很多官司」。圖書業的發展總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形勢變動的影響。民國十二三年（1923—1924）間，「全國的讀者分成很明顯的兩個壁壘」。「禮拜六派」的勢力「迴光返照」；新書業漸漸崛起，炮火中的革命催生了龐大的印刷利潤。光華書局無疑切中時代命脈，成為文化運動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此選文勾勒出了民國時期政治變動和思想激盪的側面像，為我們回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圖書出版業的發展狀況，「禮拜六派」文學、新書業的興衰起伏提供了清晰的線索。從作者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混亂無序的出版界，沒有專門的出版管理機構，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沒有「公理」。要想順利從事文化事業，就必須有「手腕」。出版亂象還包括對版權的無視。張靜廬談到1925年到1927年「新書業的黃金時代」時說，「上海的新書店，舊書店，凡是能夠弄得到印刷機器的，無論誰，都馬上可以發財」。可見，當時的出版業盜印、抄襲橫行，經營環境很是惡劣，這與體制的匱乏、立法的殘缺都緊密相關。不得不說，出版人是在夾縫中艱難地求生存。

  （李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