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創辦初期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1]

  蔣維喬

  此兩大出版公司，於民元前後文化大有關係，值得一記。商務印書館創始於民元前十五年，發起人為夏瑞芳、鮑咸恩、咸昌兄弟、高鳳池等，皆教會設立清心小學之工讀生，習英文排字。先後在字林西報及捷報館為排工。各人積資千餘，彼此商量，與其寄人籬下，不若自立門戶。乃合股四千餘金，在北京路租屋，創辦商務印書館，館名乃摹仿美華印書館也。當時我國尚未興學，而耶穌教會在各地設立之小學甚多，須用教科書。乃請謝洪賚將英人所編印度讀本逐課翻譯，加以白話註解，名曰《華英初階》《華英進階》，此書出版，行銷極廣，利市三倍。

  戊戌政變，國人研究新學者，皆知借徑日文，事半功倍。於是廣智書局、作新社等應時而起，翻譯日本新書新報，風行一時。夏瑞芳見之眼熱，乃就商於戢元丞、王慕陶，托其購買譯稿。戢、王欺其既不甚了解中文，更不知日文，乃漫應之。約粗通日文者數人，擇定十餘種書籍，但求迅速譯畢，粗製濫造，在所不問。以兩三角一千字之廉價售進，以兩元一千字之高價售與瑞芳。瑞芳不察，斥巨資購以歸，即先擇數種排印出版。誰知徒耗人工紙張，並無銷路，心知有異。是時張菊生[2]在南洋公學辦譯書局，恆有譯稿，來托商務排印。瑞芳意以菊生為正人君子，必不欺人，遂以斯事告之。菊云：「將稿送我看後再說。」瑞芳立即將各稿送去。菊生披閱後，大為詫異。蓋譯文與原本文字，十之七八不相合，不過儘量多寫，以博取稿費耳。即答瑞芳曰：「汝受欺矣，此稿全部不能用也。」瑞芳乃求菊生為之設計，必須將耗去巨額之稿費，收回數成，不想獲利。菊生云：「只有再請人修改耳，無他法也。」是時商務有北京路之發行所，及北福建路之印刷所，瑞芳乃就印刷所旁住宅中，辟屋三間為編譯所。請張主持其事，並請其入股。張乃聘請四五人進所，從事修改。然修改之稿出版後，仍無銷路，蓋原稿根本不適用也。

  是時蔡孑民辦理愛國學社，張向與蔡莫逆，乃問計於蔡。蔡獻議：譯稿既無用，不如棄之而編輯小學教科書。蓋各地辦理小學，日增月盛，皆苦無適用之教科書，尤以國文為甚。最初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有出版之蒙學課本，僅三冊，其材料多從英文讀本譯出，略加本國故事，不適用於我國學校。其次，是無錫俟實學堂之蒙學讀本，有八冊，前二冊是撰著，次四冊是選簡短古文，末二冊選子書，稍具雛形，行銷甚廣。然其第一冊第一課是「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國民萬萬歲，國民愛國呼皇帝，萬歲萬歲聲若雷。」其陳腐可笑如此。預編此書之陳頌平告我：「此一課乃吳稚暉得意之筆。」微陳君言，誰敢信之！故蔡氏建議編教科書，卻有遠大之眼光。

  張氏贊成此說，遂聘蔡為編譯所長，主持斯事。蔡就學社教員中選擇數人，分任編輯國文、歷史、地理等教科書。國文由余擔任，歷史由吳丹初擔任，地理則所中原聘之人姚某任之。未及數月，蘇報案起，蔡往青島，事乃中止。後菊生與余直接磋商，請余進編譯所，並托余介紹能編算術、歷史、理科者，余即推薦莊俞、嚴保誠諸人進所。至年底，高夢旦來，始規定整個編輯計劃，特別注重國文。至民元前九年，《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出版，未及數月，行銷至十餘萬冊。當編輯之時，往往為一課書，共同討論，反覆修改，費時恆至一二日。瑞芳恆懷疑，嫌其遲緩，及出書暢銷，始為心服。其餘算術、歷史、地理等科，亦相繼出版。商務教科書營業之盛，冠於全國。南洋之《蒙學課本》，文明書局發行之俟實學堂《蒙學讀本》，漸漸淘汰。

  滬上士紳夏清貽[3]等，見商務教科書營業特盛，乃聯合同人，用張季直出名，發起中國圖書公司，登報招股，旬日之間，得二十五萬元。聲勢之盛，社會矚目。然夏氏缺乏經商知識，先以巨款建築宏大之印刷廠，將資本凍僵，流動資金鮮少，以致周轉不靈，至所編之國文教科書，要力避商務《最新國文》之典型，別創一格，卻又無從下手。又因急於出書，選材既未精審，文字又欠生動。問世以後，行銷不廣。其餘唯歷史、地理兩教科書，稍見生色，然終不能與商務為敵。未及十年，不克支持，乃歸併於商務。即文明書局，亦不久為商務所並（按：系歸併中華書局之誤）。此時期中，商務儼然教科書之託辣斯[4]，無有能與競爭者。迨辛亥革命，中華書局乃如異軍蒼頭，突然而起。

  先是，約在民元前三年間，高夢旦常代表商務，出席於書業商會。屢與文明書局代表陸費伯鴻見面，談論之下，大奇其才。蓋經營書業者，有發行印刷編輯三大部份（分），互相聯繫，然能發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發行，能編輯者更不知發行與印刷。唯陸氏既能操筆編書，又於發行印刷，頭頭是道，故夢旦佩服之。歸言於菊生，以為如此人才，文明竟不能識，屈居普通職員，商務應羅致之。於是以重金聘為出版部主任。夢旦欲堅其心，又以侄女妻之。伯鴻於二月十一日入贅高氏，僅一男媒，送之登門，一無舉動，親族皆不之知；編譯所中同事，更無所聞。及十二日早晨，伯鴻照舊到所辦公，且在所中午膳，不歸去伴食，為所同人所知，皆譏其不近人情。余隨口占一絕以調之：「底事翩翩陸伯鴻，昨宵婚媾太匆匆，百花生日春光好，辜負香衾來做工。」於此小節，可見陸氏為人之奇突，其能創造中華書局，非無因也。

  商務待陸氏之優，超出同儕。雖年久資深之館員，皆不能望其項背。又以夢旦極意籠絡，意以彼必能忠於所事，為公司盡力矣。實則陸野心勃勃，在館外與人合謀，私編小學教科書全套。[5]其實如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理科等，只成第一冊，即登GG號召。商務方面夏瑞芳、張菊生見之大驚，責成夢旦與之交涉。結果，將其稿以重價購回，對伯鴻更增加薪水。伯鴻此舉，實是竹槓主義，欲得巨金，以為資本，更隱有所圖。夢旦左右為難，亦受其欺，瑞芳、菊生，更不知其內幕也。

  是時革命聲勢，日增月盛，商務同人有遠見者，均勸菊生，應預備一套適用於革命後之教科書。菊生向來精明強幹，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聖人千慮，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黨臭味，提及革命，總是搖首。遂肯定的下斷語，以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書不必改。而伯鴻卻暗中預備全套適用之教科書，秘密組織書局。於民國元年，中華書局突然宣告成立，中華民國之各種教科書，同時出版。商務措手不及，其教科書僅適用於帝制時代者，遂被一律打倒。伯鴻亦脫離商務，一躍而為中華書局總經理。商務則亡羊補牢，汲汲將各書修改，時逾半載，方能勉強出版，而上風已為中華所占。最為難者是高夢旦，不能見諒於商務舊發起人，竟有人背後詆為奸細者；唯菊生深知夢旦，倚畀如初。余與夢旦最莫逆，嘗調之云：「君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矣。」

  伯鴻於商務發行、編輯兩方面，且招致多人，入中華書局，以厚其力。從此十年中間，商務、中華兩方之明爭暗鬥，達於極點。中華方面，賴有孔財神（按即孔祥熙）為董事長，得代政府印刷鈔票，一家占利。各省凡商務有分館之地，中華亦必有分局。惟商務採集權政策，凡分館皆由總館派人前往經營，事事聽總館指揮。中華則不然，往往就各地士紳，與之協定，開設分局，性質定於合資。蓋中華資本，究不如商務雄厚也。然伯鴻憑新興之局，過於擴張，在民元八九年間，竟至擱淺，不能維持。曾與商務協定歸併，草約已成，後有武進人吳鏡淵投入巨資，此約遂取消。從此鏡淵為董事長，操財政大權，伯鴻勢力為之銳減。又以多病居香港，終至不治，鏡淵不久亦逝世。

  本章節來源於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

  本文節選自《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張靜廬輯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導讀】

  本文作者蔣維喬（1873—1958），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佛學家。清末時期先在愛國學社，不久在愛國女校任教。1903年夏天接受商務印書館委託，獨立編輯國文教科書。1903年農曆十月，商務印書館吸收日資，改變「外包」辦法，決定吸收一些編輯，以合力編輯教科書。蔣維喬即進入商務做編輯。此後一直是編譯所國文部骨幹，直至民國成立後，才應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職。其人在商務任職前後九年，曾擔任商務第一套新式教科書——《最新國文教科書》的骨幹編輯，還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型工具書《辭源》的編輯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寫過幾篇回憶錄，《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即其中一篇。但據宋原放認為本文亦有某些內容失實（與其日記不全吻合）。鑑於蔣維喬在商務印書館初創不久即進館，參與了第一批新式教科書的組織和編纂，親歷了商務、中華的早期創業史，對一些外人不知的「內幕」、典故也有所了解。故此本文具有較高的史料性和權威性。

  本文所述歷史背景是在庚子事變以後，清廷改革學制、廢科舉興學堂，但一切尚未完善，民營出版機構抓住機遇崛起。通過本文，讀者可以大致了解兩大民營出版社的初創原委、探索艱辛，尤其是在人才競爭、市場把握、出版思路等方面，頗有借鑑啟迪價值。

  在我國近代民營出版機構的陣營中，商務印書館（1897年創辦）和中華書局（1912年創辦）是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兩家。作為兼具經營意識與文化責任感的民營出版機構，二者在彼此競爭中，摸索出一套近代出版經營理念和「做書」方法，成為同時期乃至後來的民營新式出版的典範。

  光緒二十七年（1901）各省書院陸續改成學堂，舊教材已不適用，亟須編印新的教材以應時代需要。蔣維喬即投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歷時兩年，編成《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出版後風行一時。以後商務又陸續編輯出版了《高等小學教科書》《簡明國文教科書》《女子初小國文教科書》《女子高小國文教科書》《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簡到繁，字數由少到多，內容由淺到深，插圖又極為生動，是中國歷史上成套統一小學教材之始。「在白話教科書未提倡之前，凡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

  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人，均是從《字林西報》等西方在華出版機構走出的貧寒子弟，他們初期集股不到四千元，創辦了商務印書館，起步不久便向教科書領域投入力量。這與清末大環境下新教育的發展有關。《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的成功，堅定了商務的出版路線。然而，在戊戌政變後的「日文翻譯書熱」中，夏瑞芳因經驗缺少、擇書不當而遭遇較大損失，這段歷史所記者不多，從中反映出我國早期民營出版人在出版物的選擇上，仍缺乏經驗。

  據本文所記述，商務印書館最初出版新式教科書，系蔡元培的建議，後者頗有遠大眼光。而張元濟的加入，使這一決策得以實施，當時聘用蔣維喬等一批學有所長的知識分子，分別從事國文、算數、歷史等教科書的籌劃，集思廣益、編寫耗費很大精力。功不唐捐，1903年發行即獲暢銷，商務奠定了新式教科書頭把交椅、「教科書之託辣（拉）斯」的地位。先前南洋公學的《蒙學課本》、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漸被淘汰。

  本文還詳細記述中華書局的創始原委：高夢旦如何從文明書局高薪聘來陸費逵，百般籠絡，但陸氏暗懷「鴻鵠之志」，當辛亥革命山雨欲來之際，審時度勢、暗中組織編輯力量（戴克敦、陳協恭、沈頤、沈知方等），秘密籌劃另編新教科書以適應民國政體。1911年10月武昌首義，不久民國成立，陸費逵毅然脫離商務另樹旗幟，中華書局遂成出版界第二巨頭（中華書局註冊資本二萬五千元），公然與商務分庭抗禮。

  本文最後部分略述及此後十年中雙方「明爭暗鬥」的情形：中華書局得孔祥熙之利代印政府鈔票，且在地方分館設立上與商務爭奪市場。而商務資本雄厚，在地方分館上做法獨特。後來中華書局在1920年之際因「擴張過度」出現經營困難，險些併入商務。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均以教科書起家，而教科書又是近代民營出版業起步的基石；不僅如此，「興國之任，首在教育，而教育又以小學為基礎」，因此這段歷史可透視出早期民營出版家自覺擔當文化強國重任的勇氣，以及早期摸索階段的艱辛。文中對商務、中華早期創立者的敘述雖寥寥數筆，但形象扼要地勾勒了當時一批職業出版人視出版為安身立命之所，將商業和文化結合起來，在時代洪流中弄潮的歷史。

  （曹晶晶）

  [1] 本文僅輪廓大體可取，而具體細節不甚可靠，請與本卷所收其他同時期寫的《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對比。自張靜廬將之編入《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以後，常被引用。

  [2]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

  [3] 夏清貽並非上海士紳，乃清末民國初開明書店創辦人，中國圖書公司的一般發起人之一。中國圖書公司核心人物是席裕福（子佩）、傅子濂。

  [4] 托辣斯：今多譯為「托拉斯」。

  [5] 與當年蔣維喬日記吻合。陸費逵結婚是在宣統元年二月十二日。商務印書館處理陸費逵自編課本事，在宣統二年正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