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中國歷史教科書序

  張元濟

  今各省設學堂，一切規製取法泰西[1]，學科課程雖有損益，然大致無甚差異，蓋教育公理固不能背馳也。泰西普通學科，著重輿地[2]、歷史，以吾所見英美歷史課本不下數十種，有本國史，有本洲史，有列國史，有世界史，詳略深淺，各殊其用。蓋處今日物競熾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鑑於古則無以進於文明，不觀於人則無由自知其不足，雖在髫齡[3]，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於本國獨詳，則使其自知有我，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僅明於盛衰存亡之故焉。吾輩勝衣就傅[4]，識字數月即取所謂十三經者讀之，但求背誦，不尚講解。且在童稚之年，即求講解亦不克領悟也。讀十三經未竟，為之師者見其稍知字義，又責學八股試帖諸物，未嘗以他書授也。

  吾猶憶十三四歲時，心界、眼界無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視世間事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偶得《綱鑑易知錄》讀之，乃知戰國之後尚有謂曰秦、曰漢、曰三國、曰晉、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乃至於我大清者。繼又購得御批《通鑑輯覽》《資治通鑑》、二十四史諸書，顧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讀。固由姿稟[5]淺薄，抑亦其書之宜於瀏覽而不宜於教科也。今《欽定學堂章程》，由大學以至小學，無不有史學一科。而大學堂復有編纂課本之議，蓋亦知以上諸書之不宜於教科矣；編纂新本，迄未頒行。商務印書館主人輯為是編，以應急需。綜閱始末，條理秩然，頗與童年腦力相合，用為課本，可使稍知古今大事。雖不能盡得讀史之益訓，而致之要不難。

  如吾所云：吾恨少時無書可讀，則生於今日者，宜如何自幸而發憤致力於是書也。光緒二十九年五月涉園主人序。

  本文節選自《中國歷史教科書》，張元濟撰。萬安倫、周楊據《中國歷史教科書》清光緒二十九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點校。

  【導讀】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光緒年間進士，參與過維新變法運動。戊戌政變後被清廷下令「革職永不敘用」，旋即南下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1901年在夏瑞芳邀請下加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作為一位學養深厚的編輯出版人，張元濟以他獨特的文化眼光和經營策略，策劃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影響深遠的教材、典籍、譯著，既實現了其「文化立國、教育救國」的個人理想，又為商務印書館從一家小印刷所發展成全國出版界的龍頭並在中國出版現代轉型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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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政府興辦學堂、培養人才、振興國力的大潮流中，張元濟主持出版的涵蓋各領域的書籍，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其中《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一例。

  《中國歷史教科書》的作者是夏曾佑。夏曾佑（1863—1924），籍貫浙江，維新人士，曾與嚴復在天津辦《國聞報》。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張元濟即與夏謀劃，請其撰寫一部適合做教科書的中國通史。

  該書的成就與貢獻有三：其一，它是我國第一部「新體通史」。以往國人著史有三體——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前者斷代為史、不能貫穿古今；後二者卷冊浩繁，不易卒讀，均不適合作為教科書使用。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更名為《中國古代史》）採用了西方的章節體與紀事本末體相融合的體例，又以時間為軸，分門別類、條分縷析地展現歷史過程中的內在聯繫。其二，引入了「進化論」的思想，將三皇五帝以來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且看作階段性的演變，在當時轟動了歷史學界。其三，打破了以朝代更迭為中心的「家譜史」，引入民族、國家、社會的內容，注重闡釋其演進規律和連貫性。

  值得重視的還有《中國歷史教課書》對歷史學的創造性貢獻：它將「三皇五帝」當時尚無文獻、考古記錄的這段歷史，定為「傳疑時代」，這直接促成了後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民國「疑古派」的誕生。由於該書兼專業性與通俗性於一身，起初原定僅供高小學生使用，未及撰寫完畢的部分，由商務印書館後續補充完整後，以《中國古代史》為名出版，1932年竟然又入選「大學叢書」。這反映出該書在歷史學領域影響之廣。

  《中國歷史教科書》之所以成為開創性的經典，與出版策劃人——張元濟的編輯出版思想和文化眼光密不可分。「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張元濟，歷來主張教科書不僅應重視知識灌輸，而且應注重修身養性之功用；通過學習本國歷史，「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力圖使得教科書「教者不勞，學者不困，潛移默化」地發揮教化作用。同時他認為，出版的思想必須跟得上時代的發展，有所創新。這些都鼓勵了夏曾佑這樣的學者，大膽地突破前人藩籬，以嚴謹的態度吸取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思想的精華，創造出新的通史。

  選文是張元濟為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所寫的序言。考張元濟一生為他人作的書序，目前僅發現三篇，此文即是其中之一，可見張元濟對此書的重視。實際早在戊戌變法前，張元濟就有編寫新式歷史書的想法：「中國史書、輿地宜亟編，不能不為後來者一乞大君子之手援矣！」（見張氏《致汪康年第十四信》）在本文中，張元濟以自己幼時的求學經歷闡釋教育界的一大弊病——當十三四歲時，尚只知道「三代以上景象」（指夏商周）；後來偶爾得到一本《綱鑑易知錄》，對歷史產生興趣後，卻發現並無適合初學者（包括中學生）閱讀的歷史教科書，所能讀的僅是《資治通鑑》、二十四史一類「卷帙繁重」的大部頭史書。從國民教育角度看，這無疑有礙於全體國民文化素質的提高。而在張元濟貫徹一生的教育興國的理念中：「國民教育之首，就是盡人皆學，所學也無須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於地球之上……」因此，就不難理解張元濟為何在繁忙的工作中特意抽出時間，來為一本歷史教科書作序。

  在晚清新式教育規定頒布後，清政府學部的編纂、出版能力都比民營出版機構薄弱，他們編寫的教材在內容上頗受詬病，影響力較商務版教材小很多。而商務出版的教科書，覆蓋了晚清教育的方方面面，直至1949年以前，商務版教科書仍占全國市場份額的十分之六左右。這些教科書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的普及，對近代教育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以張元濟為代表的一代民營出版人的先進出版思想，值得後人學習與借鑑。

  （曹晶晶）

  [1] 泰西：泛指西方國家。

  [2] 輿地：地理。

  [3] 髫（tiáo）齡：指幼年。

  [4] 勝衣就傅：兒童可以穿大人衣服跟老師學習。

  [5] 姿稟：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