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稱並時例
2024-08-14 19:01:18
作者： 萬安倫
孫德謙
編藝文者於其人所生時世，必為詳考之。苟無可考，則付之闕疑可也。《漢志》於農家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何世」，是其義也。其間又有雖無可考，而取一人與之同時者為之論定，則並時之例生焉。《漢志》道家文子云「與孔子並時」，老萊子云「與孔子同時」，名家鄧析雲「與子產並時」，成公生雲「與黃公等同時」，惠子云「與莊子同時」，賦家宋玉雲「與唐勒[1]並時，在屈原後」，張子僑雲「與王褒同時也」，莊蔥奇雲「與枚皋[2]同時」。觀其所稱並時，或變文言同時，皆據世所共知者，以定著書之人。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時世不明，則作者所言，將無以窺其命意矣。故班氏稱並時者，實知人論世[3]之資也。
本文節選自《二十五史補編·漢書藝文志舉例·稱並時例》，（清）孫德謙著。萬安倫、翟欽奇據《二十五史補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開明書店本點校。
【導讀】
孫德謙（1869—1935），字受之，晚號隘堪居士，江蘇蘇州人，歷任江浙通志局纂修，蘇州東吳大學、大夏大學、上海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等職。他在經學、史學、目錄學、小學等研究領域都有涉及，擅詞章、經學，兼及小學，精通音韻訓詁，與鄭文焯、朱祖謀、吳昌碩等均有往來，懷揣「生平意在立言，以期古之所謂不朽」的學術信念。他在當時學界的影響頗大，日本、德國不少漢學家都對其學術非常仰慕，不遠萬里，漂洋過海求教於他；日本人所辦的上海同文書院意欲聘任他擔任教職，被婉拒。他代表性的著述有《漢書藝文志舉例》《六朝麗指》《古書讀法略例》《四益宦文稿》《四益宦駢文稿》《太史公書義法》等，是清末民國具有影響力的學者。
《漢書藝文志舉例》最早刻於1918年，即四益宦刊本，後有劉承干嘉業堂抄本流傳於世。1936年以鉛字排印形式收入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該書雖然沒有單行刊印，但它卻隨著《二十五史補編》的不斷翻印而不斷流傳，是《漢書·藝文志》學術史研究中第一部全面總結義例的專著，也成了後世史家編纂藝文志的範例。
全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指導思想，圍繞「一人一志」展開，體現了極強的「史志」特性，它打破了《漢志》採用的隨文註解的形式，歸納出四十六例體例特徵，並將其分為兩部分，前七例為一部分，是整個書的理論支撐，概括了史志目錄的思想，後三十九例為一部分，具體討論了《漢志》義例。關於目錄類型，孫德謙認為，在藏書家和讀書家之外，還有史家，三者之間存在遞進的關係。
選文部分體現了作者編書的立場和原則，強調對入編的對象，必須詳細考證其所生活的時代；就是不可考，也要標註「闕疑」，就如同《漢志》對農家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四家標註「不知何世」的處理。其間有的雖然不可考，但是可取一個與之同時代的人作為參照，這就是選文中所謂的道家文子云「與孔子並時」，老萊子云「與孔子同時」，名家鄧析雲「與子產並時」，成公生雲「與黃公等同時」，惠子云「與莊子同時」，賦家宋玉雲「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張子僑雲「與王褒同時也」，莊蔥奇雲「與枚皋同時」等。正是通過這種「並時」「同時」的書寫，讀者可以根據世人所共知的人，來推斷著書之人。在孫德謙看來，時事不明，則作者所言就無法真正了解。班氏所言的「並時」，實際上是孟子「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思想的繼承與發揮。孟子強調在認知解讀具體的文學作品時，需要對作者的生平，以及人生遭際、心理軌跡等進行全面觀照，唯有如此，才能準確把握作品內涵。余嘉錫認為「不能得作者之時，則取書中之所引用，後人之所稱敘，以著其與某人同時，或先於某人，在某人後，以此參互推定之。其法亦創於劉向，《漢志》多用之」[4]。
該選文以一個小的視角揭示了作者時代在目錄類書籍體例中的重要性。目錄書體例源自書敘，而書敘的寫作對作者的行事、作者的時代、作者的學術考證提出了要求。此選文主要涉及作者的時代問題。余嘉錫認為，作者的時代，有四例[5]：即敘其仕履而時代自明；作者之始末不詳，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書之時代；敘作者之生卒，並詳其著書之年月；不能得作者之時，則取其書中之所引用，後人之所稱敘。以上這些考論作者時代的方法，作為目錄書編撰的重要參照，對正確把握作者意圖、編者旨意意義重大。
（曹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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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勒：楚國人，與宋玉、景差同時代，在文學才華上也與他們不相上下，善於辭賦。
[2] 枚皋：枚乘的庶子，生於梁國，是有名的漢賦家。
[3] 知人論世：出自《孟子·萬章下》，是孟子重要的文學批評理論，意指在認知解讀具體的文學作品時，需要對作者的生平，以及人生遭際、心理軌跡等進行全面觀照，唯有如此，才能準確把握作品內涵。
[4]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4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40～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