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四庫全書總目總敘

  永瑢 紀昀

  

  經部總敘

  經[1]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2]。

  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3]。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4]繼起，道學大昌，擺落[5]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6]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7]「夏瑚商璉」[8]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9]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10]。

  史部總敘

  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11]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跡，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跡，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為大言[12]，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司馬光《通鑑》，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為《長編》[13]，後為《考異》[14]。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為草卷，以四丈為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光作《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燾《巽岩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案燾集今已佚，此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述其父廷鸞之言。）今觀其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采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之語，則采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必有故矣。今總括群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15]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16]既不頒於外，家乘[17]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考私家記載，惟宋、明兩代為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然雖有疑獄[18]，合眾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19]，參眾說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棣《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質也。趙與時《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騢》一書誣謗文彥博、范仲淹諸人，晁公武以為真出梅堯臣，王銍以為出自魏泰，邵博又證其真出堯臣，可謂聚訟。李燾卒參互而辨定之，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史部諸書，自鄙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之矣。

  子部總敘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為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20]，則寇賊奸宄[21]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22]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遊藝[23]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24]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群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萃，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25]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說家。

  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26]，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27]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鑑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28]」，「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

  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29]次之，總集[30]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見貫休《禪月集》序）。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板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31]，清詞麗句，亦未嘗不高標[32]獨秀，挺出鄧林[33]。此在翦刈[34]卮言[35]，別裁偽體[36]，不必以猥濫[37]病也。

  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詠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孚眾議，而履霜有漸，已為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歇，公論終明，巋然而獨存者，《文選》《玉台新詠》以下數十家耳。

  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38]也。鍾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為推闡[39]。詞場恩怨，亘古如斯。冷齋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余釁，報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別白存之，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

  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40]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為察相[41]，而以殺楊繼盛為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鮮哉！

  今掃除畛域[42]，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為文體計也。

  本文選自《四庫全書總目》各部總敘，（清）永瑢、紀昀編著。萬安倫、翟欽奇據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點校。

  【導讀】

  此選文的編纂者是永瑢、紀昀等清代皇家學者構成的學術團體，核心人物紀昀（1724—1805），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曾任左都御史，以及兵部和禮部尚書，是《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的核心編修官。《四庫全書》是中國清代乾隆年間最大的官修叢書，內容包括了先秦到清初重要的文獻典籍，對後代的文學思想以及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四庫全書總目》則是差不多與《四庫全書》同步完成的我國古代最完備書目，是古代文獻研究的重要工具書，也成為後代解題式書目的代表作。

  《四庫全書總目》的校閱整理與撰寫提要的工作由纂官集體完成，戴震主經部，邵晉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而各位纂官都根據自己的分工撰寫提要。《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每個著作都有一篇「提要」，後來將這些「提要」按照全書類次，加以綜合編撰、修改，是為《四庫全書總目》。「按照王重民先生考證，輯錄《永樂大典》中書籍的分纂官和校閱各省所進書籍的分纂官，先撰寫了單篇的提要初稿，這些初稿匯集到總纂官那兒，由紀昀和陸錫熊做統一處理，做了大量的綜合、筆削和補充工作。」[43]該書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編撰，至四十六年（1781）完成初稿，主要版本有浙本系統和殿本系統。浙本底本為文淵閣藏本，是《總目》第一刻。後來《總目》又經修改完善，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始竣刷印裝潢，是為殿本。同治七年（1868），廣東又以浙本為底本翻刻，是為粵本。以上三個版本，浙本流傳較廣，殿本則最佳。[44]

  《四庫全書總目》注重科學分類，主要有經、史、子、集四大部，四十四類，六十七個子目。經部有十類：即《易》《詩》《書》《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以及小學，此部分包括群經以及小學之書。史部有十五類，主要有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抄、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類，此部分包括記事之書，以及史體考辨和評論史實的專著。子部有十四類，即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此部分包括那些六經之外能成一家之言的書籍。集部有五類，即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凡詩、文、詞、曲，散篇等均入此部。

  《四庫全書總目》以其博大的編撰視野和方略，彰顯了編者的意圖和智識，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給讀者以啟示。鄭樵認為，古人編書要究本末，探源流，做到這些，讀者才能易學易求。該書作為學術資料彙編，亦展示了自身的經營用心，各部都有總敘，每一類還有小序，在一些子目後還有案語，交代著述的源流以及分目原因，還對每書進行介紹，其中會涉及作者情況、著述得失、文章考證等。以上這些都給讀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促進了清代學術考據學的縱深發展，對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研究都有重要貢獻，開啟了新一代學術探究之風，更帶來了叢書出版的進一步繁榮。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以歷史變遷的角度，述說了經學的發展，認為六經經過孔子的修訂，沒有需要後人補說的地方，後人能討論的，只是解說經書經注，同時還指出經書從漢以後，對其研究的風尚體現出六種傾向：即漢代「及其弊也拘」，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及其弊也雜」，宋代「及其弊也悍」，明代「及其弊也黨」，明代後期「及其弊也肆」」，清代「及其弊也瑣」。漢代儒者對經書的傳授恪守傳統，都虔誠注重師承。曹魏時期，王弼、王肅等對漢代儒者的解釋持不同意見，懷疑之風興起，中間經過孔穎達、賈公彥、啖助、趙匡，一直到北宋孫復、劉敞等，逐漸對儒經持自己的觀點和解釋。宋代，洛學和閩學繼起，理學昌盛，開始拋棄漢唐的經書注釋，學風更加彪悍，變革意識更加凸顯，其中代表就是王柏等人。明代排斥異己的學術思想漸起，各家紛紛開宗立派，學術上狂妄恣肆的學風開始蔓延。隨著空談義理之風的大盛，也帶來了對經書主觀臆斷學術研究傾向的反思與批判，清代不少學識淵博的儒者開始引用漢唐經學家的舊注來糾正理學家在字詞章句考訂方面的偏漏，促進了清代考證學的發展。自漢至清，經學發展分兩派，一是「漢學派」，注重考據和文獻；二是「宋學派」，注重義理，以及哲學探究。對於經學發展過程中的成績與疏漏，該文給出了正確的做法，即消除門戶之見，互相學習，彰顯公理，認為經學是天下的道理。最後，該文指出經部叢書提要的編撰原則，即檢驗參考眾家學說，採取持平態度，對各書的面貌給出中肯的評價。敘文雖然短短几百字，但是其中包含了對中國經學史風貌的準確勾勒，對經學發展核心內涵的揭示，彰顯了學者的學術判斷，具有高屋建瓴的學術洞察。同時該敘文包含了編者的編書意圖和方略，這些都為叢書的編撰提供了重要啟示。

  選文《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敘，從歷史書寫的角度提出史書的編撰二例，即《春秋》和《左傳》，認為撰述莫簡於《春秋》，考證莫詳於《左傳》，應該根據資料來考核、證實、說明文獻和歷史。「撰述欲其簡」與劉知幾敘事「簡要」的說法一致。《總目》在評價《三國志》時認為「簡質有法，古稱良史」，認為好的史書應該以簡練的文字表達豐富深刻的內容。「考證則欲其詳」是對「考證」作出的要求，即在史書書寫中要有實證文獻，如果他書沒有記載重要的史實，則需要留意他人相互校驗的內容；對於史書記載，尤其是正史記載，要詳細考證，認真書寫，以便傳於後人。儒者喜歡說誇飾之語，喜歡舍傳而求經，這種說法不通，就算是通，也是私自求助於傳，並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為例加以說明，指出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都是參考紀傳；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都是參考諸志；曰史評，則是參考論贊。在談到私家記載時指出，宋明時期多私家記載，這與時人好議論，且存門戶之見有關。通過該敘文能看到編者對歷史材料占有的強調，大量材料在豐富歷史事實的同時，還能為歷史考證提供參照。編者以《資治通鑑》為例，指出「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正是由於這些豐富材料，司馬光才能「先為《長編》，後為《考異》」，最終寫成「絕作」。在大量取材的同時，還要精選材料，這也是《總目》的一個選擇史料原則。這些方略是清代自顧炎武以後，學術界注重考據，講求實學的重要體現。

  選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以宏觀視野體現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傾向，「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表明了編者的學術判斷。子書是我國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子部總敘中回溯了子部目錄的源流，「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漢志·諸子略》將諸子分為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十個子目錄，而《隋書·經籍志》子部將《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兵家、數術、方技四略合併到一起，分成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法、天文、歷數、五行、醫方，共十四小類。該敘文提到子部主要有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十四類，這與《隋書·經籍志》的分類相似。在諸多分類中，編者有自己的傾向，認為儒家為上，其次是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進而指出以上各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同時認為類似百家方技的術數，以及遊藝之類的藝術這二家，均為「小道」。此種判斷，足見編者對儒家、法家、醫家、天文算法的重視，以及對術數與藝術之類的貶抑。雖然編者認為子部並非所有都有價值，甚至或有「門戶之私」，但是其仍可與經史互為參照，即使與聖人不合，仍然可以存留下來作為對照，並引以為鑑。敘言提到子部的編選立場，即「廣泛收納而謹慎擇取」。從這個角度而言，子部正是經史部分的有益補充。

  選文《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敘，以歷史發展的角度敘述了集部總集、別集、詩文評等類的演變歷程。按照劉師培的觀點，六朝之前，文集名稱並未確立，《漢書·藝文志》記載頌、賦、詩一百家，都不曾言集。文集之稱，開始於梁阮孝緒《七志》。集部主要收集作家的散文、駢文、詩、詞、曲和文學評論，《四庫全書》將其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五類。《隋書·經籍志》集部分楚辭、別集和總集三類。敘文提到，集部分類中，楚辭最早，別集次之，總集次之。楚辭之所以被單獨列為一類，是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楚辭》為士人必讀之書。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於原道、徵聖、宗經、正緯之後，將明詩和辨騷並舉，認為「詩騷」是一切文學的本源，而「騷」正是指楚辭。「在七略轉變為四部之後，有兩個比較大的改變，一是史部單出，二是集部擴張。」[45]唐代末期隨著雕版印刷的發展，刊刻變得簡單，文集數量也迅速增加。在此情形下，集部也逐漸由只收錄詩文轉變為某一作者的文字總匯，也因為此，導致了敘言所謂的「四部之書，別集最雜」。集部總敘還提到「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認為講學會形成派系，這對國家無益；而寫作者會用手中的筆相互攻伐，這也會攪亂國事，同時給出了其中的緣由：即講學一定要明辨是非，而明是非必會涉及政治，和政治的派系站位相關聯，因此是禍患最大的；文人往往只是希望以詩詞文章獲得名譽，這對國家的禍患相對小點，但是仍然無法消除彼此文辭攻伐帶來的移風變俗的危害。因此，應該清除成見和宗派情緒，「一準至公」。總之，整個集部敘文儘管在政治評論方面還存在時代局限，但是在學術思想的梳理，版本目錄的考訂等方面仍然顯示了極高的學術水準。

  （曹繼華）

  [1] 經：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2] 贊述：讚美稱述。

  [3] 拘：拘泥，缺乏變通。

  [4] 洛、閩：洛學和閩學的合稱，即程朱理學。

  [5] 擺落：撇棄，掙脫。

  [6] 攻駁：責難反駁。

  [7] 包咸：東漢經學家，曾經注釋過《論語》。

  [8] 夏瑚商璉：夏曰瑚，商曰璉。

  [9] 狂禪：比喻學術和藝術流派中僻陋悖理者。

  [10] 小學：通常意義上指文字、音韻、訓詁。

  [11] 聖人：德高望重的人，有的時候也指孔子。

  [12] 大言：誇大的言辭。

  [13] 《長編》：在編史前先搜集資料，按次序編列稱為「長編」。

  [14] 《考異》：即《通鑑考異》，在《資治通鑑》編纂中捨棄不用的材料，用以說明問題、謬誤以及修史時取捨的原因。

  [15] 譜牒：記載氏族或宗族世系的書籍。

  [16] 玉牒：記載帝王譜系、歷數，以及政令改革的書。

  [17] 家乘：家譜、家史等，也指記載家事的筆錄。

  [18] 疑獄：證據不充分，難以判決的案件。

  [19] 虛詞：誇張不實的言辭。

  [20] 皋陶（ɡāo yáo）：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學界和司法界公認為中國司法鼻祖，是與堯、舜、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

  [21] 宄（ɡuǐ）：奸邪，作亂。

  [22] 授時：記錄天時以告民，後來指頒行曆書。

  [23] 遊藝：指修習學問或技藝。

  [24] 小道：儒家對宣揚禮教之外的學說、技藝的貶低之稱。

  [25] 隸事：指引用典故。

  [26] 二氏：指佛家和道家。

  [27] 炳然：明顯。

  [28] 菅蒯：毛草之類。

  [29] 別集：指收錄個人詩文的集子。

  [30] 總集：指收錄眾人作品的詩文集。

  [31] 高文：優秀的詩文。

  [32] 高標：出類拔萃。

  [33] 鄧林：比喻薈萃之處，匯聚之所。

  [34] 翦刈：剪除。

  [35] 卮（zhī）言：自然隨意之言。

  [36] 偽體：指一味模擬而無真實內容與自身風格的作品。

  [37] 猥濫：多而且濫。

  [38] 八病四聲：四聲：指平、上、去、入四聲。八病，指作五言詩時，在運用四聲方面所產生的毛病。

  [39] 推闡：推理闡明。

  [40] 操觚：指習作。

  [41] 察相：明察之相。

  [42] 畛域：指界限、範圍，比喻成見、偏見。

  [43] 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332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

  [44] 三本《總目》的刊刻時間依據中華書局整理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凡例的意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認為殿本刊刻於乾隆六十年，是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又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引崔富章說，認為浙本不是據殿本翻刻，是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附的《總目》抄本刊刻的。參見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332頁。

  [45] 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348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

  從《漢書·藝文志》到《隋書·經籍志》，可以清楚看出諸子的漸衰，漢魏六朝諸子不及先秦諸子遠甚。有創見的學者採用新興的諸文體表達其思想，而這些都匯入別集之中，別集中不再只是詩賦文學，也包含有宗教、哲學、政治和歷史等多方面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說，別集取代了過去子書的部分功能，並且更加豐富多彩。參見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3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