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讀】 資治通鑑序

  趙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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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

  漢司馬遷糹由[1]石室金匱[2]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於麟止[3]，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4]，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5]。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俾就秘閣翻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托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6]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7]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策牘之淵林矣。

  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奸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鑒[8]不遠，在夏後之世。」故賜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9]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本文節選自《資治通鑑》，（宋）趙頊著。萬安倫、翟欽奇據《資治通鑑》宋餘姚官刻本點校。

  【導讀】

  本文選自宋神宗《資治通鑑序》。宋神宗趙頊作為宋英宗長子，在其執政期間，推行「熙寧變法」改革，在政治軍事等領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在雕版印刷以及造紙術改進的基礎上，推動史書的編撰，曾授意司馬光為首的一批儒者集體編修《資治通鑑》，並在其成書後，為該書賜名並作序。

  《資治通鑑》核心編者司馬光（1019—1086），是宋仁宗時的進士，宋英宗時的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即位後，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判西京御史台。在此之後十餘年，主要專注於編修《資治通鑑》。該書的編修是各方機緣推動的結果。《史記》之後，很多歷史著述都是斷代史。漢代至宋代千年歷史，其間不少紀傳體正史，為了廓清其中的歷史脈絡，急需一部簡明的編年體通史以供統治者借鑑。也正是在此思想根源下，司馬遷開始著眼於這1362年間的歷史，用294捲來展示編者的意圖和政治意向。早在宋英宗時期，司馬光就曾依照《左傳》體例，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兩百多年間的歷史編成《通志》八卷，獻於宋英宗。英宗較為讚賞，下令設立機構，授意司馬光繼續史籍編撰。宋神宗即位後，司馬光延續自己的工作，將新完成的《通志》呈給神宗，神宗雖然很滿意，但是認為《通志》名稱不是很好，於是在「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的編輯出版思想下，將書更名為《資治通鑑》。此後，司馬光在擅長兩漢歷史的劉攽、專注於三國至南北朝歷史的劉恕、精通唐和五代歷史的范祖禹等儒者的協助下，借鑑參照十七史的精要，兼收並蓄各種史料和思想，全情投入該書編修，直到元豐七年（1084）才全部定稿，前後歷時近二十年。這種眾人集體修史的方式，要推及唐代的史館制度，它是歷史編撰學的發展，也是宋代學術繁榮的表現形式。對於這種方式，劉知幾認為存在不少問題[10]，比如編修官過多，意見不一；史官責任不明，浪費時間。而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各個史官工作各有側重，自身又能統籌規劃各個環節，並制定編修的步驟方略：收集史料，作叢目；對叢目史料進行整理、取捨、考證、修訂，作為附註，也就是長編；司馬光本人就長編所載史事，進行考訂、刪減、潤色，寫成定稿。以上成書環節，也就是《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敘中提到的「先為長編，後為考異」，最終寫成「絕作」。司馬光修史時48歲，而定稿時已經66歲，可以說《資治通鑑》是窮極了編者大量心血的出版珍品。

  選文以帝王視角，闡發了《資治通鑑》編修的歷史淵源和意圖旨歸。開篇以《詩》《書》《春秋》這樣的典籍為切入點，引出編書的意圖「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梁啓超在談到《資治通鑑》著書本意時，認為「專以供帝王之讀，故凡帝王應有之史的知識無不備，非彼所需，則從擯闋。此誠絕好之『皇帝教科書』，而亦士大夫之懷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讀也」[11]。且不論該書是否為皇帝教科書，單就其宏闊的視野與豐富的史料內容，也足以「垂鑑戒於後世」。選文還提到司馬遷編修史書時借鑑了《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前人著述，縱橫馳騁千餘載，成為後代編修歷史等學者奉為圭臬之體例。正是因為司馬光判斷是非與聖人相類，褒貶恰當，也被稱為優秀的史家人才。選文還對宋英宗傾力修史方面的貢獻，司馬光在怎樣的背景下開始編修史書，以及修史的思想站位、立場態度等方面作了闡述，引出著書開篇立意的緣由。此外，選文作者宋神宗對《資治通鑑》的整體學術價值和形制規模進行了評價和介紹，認為該部典籍記載了聖君賢臣，議政精要之語，良善制度，和諧天人關係，各種現象根源，朝代興衰的原因，規劃戰略，官員政策、用人標準，等等，是規模與內涵都很完備的良史。全書記載了十六個朝代，編輯成二百九十四卷，序文最後，神宗表明了自己賜書名為《資治通鑑》的目的和希望。

  選文若以帝王的視角來看，無疑是絕佳的治國理政寶典，而其若從史學角度觀照，亦是一部重要的史編巨製。中國古代不乏歷史著作，司馬遷的紀傳體《史記》，班固的斷代史《漢書》，還有梁武帝《通史》，姚康復《統史》，杜佑《通典》等，以上雖然都有側重，但是鮮有從浩瀚的史料中以編年體通史的方法呈現的歷史著作。《資治通鑑》借鑑《左傳》體，用編年的方法，以時間為序，記載歷史的發生發展，因果法則，陳述井然，生動具體，顯示了編者的藝術水準。在龐大史料面前，編者做到了詳略有則，在「敘國家之興衰」的同時，也「著生民之休戚」。

  《資治通鑑》儘管在與當時政治文化結合時，還存在思想上的局限，但是從編輯出版角度而言，其無疑帶動了宋代史書編修的風尚，「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的主張也在范祖禹、鄭樵等一批史學家的史書編修中得到了體現。帝王、史書、編者、技術、思想等，所有這些多維視角中的綜合元素，共同推動著宋代史書編修與出版的發展進程。

  （曹繼華）

  [1] 糹由（chōu）：綴集。

  [2] 石室金匱：古代國家收藏重要文獻之處。

  [3] 麟止：傳漢武帝至雍獲麟，《史記》至此為止。後以「麟止」表示停筆。

  [4] 稽古：考察古代事跡。英考：（宋神宗）已故的父皇英宗。

  [5] 廢卷：放棄讀書。

  [6] 繇：古代與「尤」同，這裡指緣由。

  [7] 休咎：吉與凶，善與惡。

  [8] 商鑒：商朝的借鑑。

  [9] 著：表明。

  [10]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

  [11]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3～4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