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簡牘檢署考

  王國維

  書契[1]之用，自刻畫始。金石[2]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竹木之用，亦未識始於何時。以見於載籍[3]者言之，則用竹者曰「冊」，《書·金滕》「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4]；《顧命》「命作冊度」[5]。「冊」字或假「鞭策」之「策」字為之。《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既夕禮》「書遣於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左傳》「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又「名藏在諸侯之策」是也。曰「簡」。《詩·小雅》「畏此簡書」；《左傳》「執簡以往」；《王制》「太史執簡記」是也。

  

  本文節選自《簡牘檢署考》，王國維著。萬安倫、龐明慧據《簡牘檢署考》上虞羅氏《雲窗叢刊》本點校。

  【導讀】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受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將中西哲學、美學思想結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後又研究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王國維在教育、文學、史學、古文字等方面的成就，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珍貴的學術遺產。

  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現代相交的時代，也是一個考古大發現的時代，深埋於地下的金石甲骨、簡牘、敦煌文書等文獻和文物，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而這正是開展深入研究的絕好條件。在王國維看來，簡牘等文獻的發掘，讓傳統證史走向綜合運用的道路，史學研究者可以將金石、甲骨、簡牘等綜合信息應用於經史考證、古代文化等領域的研究。

  王國維曾在《古史新證·總論》中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這就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紙上之材料」指的即是歷史文獻，「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物，二者綜合運用、相互印證，就是「二重證據法」。而選文來源的著作《簡牘檢署考》就是「二重證據法」的代表作。

  《簡牘檢署考》這本書的成就，是闡明了中國古代簡冊的制度。從王國維所撰《簡牘檢署考》可以看出王國維作為學術大家，始終站在學術前沿。我國境內出土簡牘數量超過了20萬片，簡牘學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再讀《簡牘檢署考》，我們在出版載體領域仍然有新的收穫。

  文字是人類從愚昧走向文明的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人們從原始的結繩記事時期走向另一個重要的時期。在出版領域裡，記載文字的材料是出版的基本載體。在紙張還沒有被發明以前，全世界的出版載體是非常豐富的，出版載體有泥板、石質、銅板、莎草紙、貝葉、蠟板、羊皮等。

  而我國在紙張被發明和廣泛運用以前，使用古老的甲骨、鐘鼎、玉石、簡牘、縑帛等作為文字出版載體。簡牘，是古時候書寫文字所使用的竹簡和木片，簡牘的原料是竹和木。實際上，它也是幾種東西的總稱，包括了竹簡和木牘。簡牘成本低廉，故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使用非常廣泛，被廣泛運用到人們日常的書寫過程中，年代大致在殷商至漢魏時期。

  作者說：「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簡牘之所以用途最廣，是因為簡牘與甲骨文、金文相比，優勢有三：首先它的材料是竹子和木頭，取材天然，來源廣泛，最容易獲取；同時甲骨文、金文要刻畫和鑄造，而簡牘在這方面的投入就要小很多，所以更便捷；最後一點就是簡牘成本低廉，是當時那個時期性價比最高的出版載體。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國不僅以獨特的文字並列於幾大文明古國，在出版史上，也以簡牘這種獨特的出版載體聞名於世。中國地區的簡牘如同埃及的莎草紙和歐洲的羊皮紙，南亞的貝葉和樹葉紙，美洲的樹皮紙，在植物纖維紙發明之前，竹、木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是最普遍運用的書寫出版載體。

  這在我國出版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創舉。它為記載、傳播、發展我國古代文明，推動出版載體變革起了重大作用。在植物纖維紙被創造出來之前，簡牘是中國書籍中最重要的形制，對後來的書籍制度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直到今天，我國有關圖書的名詞術語、書寫格式和寫作方法，仍舊承襲了簡牘時期的傳統。

  縱觀整個出版史，我國的出版載體大致經歷了簡牘為代表的硬質出版時期——紙張為代表的軟質出版時期——數字為代表的虛擬出版時期，其中的簡牘時期可以說是歷史最悠久的時期，甚至在紙發明以後數百年間，簡牘仍繼續用於書寫。所以它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就更加深遠，更加值得被學者研究。研究出版史，就一定離不開這一原始的出版載體。

  王國維在文明史、出版史上過人的預見眼光和高瞻遠矚的洞察力的確令人欽佩。他不僅提出「二重證據法」，而且率先垂範，以史籍與出土甲骨、金文及簡牘文書互證，不僅使歷史事實得到釐清，而且加深了對古代文獻的理解。

  《簡牘檢署考》這部著作是我國近代簡牘學最具代表性的理論著作之一，其中所引述的文獻資料至今仍然是一切討論簡牘制度的論著的基本素材，幫助後人探索出版載體中簡牘形制的內在規律。《簡牘檢署考》是而後出現的「中國簡牘學」的奠基石，為這一門新學問的誕生提供了理論準備。

  此篇選文勾勒出簡牘學與中國書籍出版載體的結合關係，同時注重文獻的考證與載體流變的解讀，顯示出作者良好的歷史底蘊和學術功力，也為讀者在多維視野中研究我國的出版載體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

  （郭雨晴）

  [1] 書契（qì）：書寫、契刻，指古代文字。

  [2] 金石：指用金屬或石頭為出版載體。

  [3] 載籍：指書籍。

  [4] 王命作冊逸祝冊：成王命令製作冊書，逸宣讀冊書。

  [5] 命作冊度：命令史官製作冊書，記錄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