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通古今之變

  一、窮、變、通、久的思想傳統

  中國史學有悠久的古今變化的觀念。按照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說法，則這一觀念較早而又較全的闡述，出於《周易·繫辭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儘管這裡講到了「天」，講到了取法「乾」、「坤」二卦，有些神秘色彩，但這裡主要在講歷史，講歷史上的古今變化法則，即窮、變、通、久的道理。這段話在歷史觀念的發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明確地指出：第一，由於時代的遞進，要求人們改變舊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舊制而感到倦怠；第二，這種變化是在潛移默化中實現的，人民便於適應；第三，《易經》所總結的就是這個道理，事物發展到極致的限度，就要變化，變化才能通達，通達才能繼續進步，保持長久。這幾點含義，可以說是「通古今之變」思想的淵源。

  所謂窮、變、通、久的思想傳統，「變」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繫辭上》對其反覆解釋，「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變」、「通」，都是在運動中進行或實現的。它反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85]，「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86]。這就是《易經》的「以動者尚其變」的精神。它又進而解釋「變通」和「通變」的含義，「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通變之謂事」[87]。總起來說，「變通」、「通變」是跟天時、人事相關聯。而「變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時而變的意思，即「變通者，趣時者也」[88]。這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9]的意思是一致的。

  《易傳》講窮、變、通、久，講變通、通變、變化的思想，十分豐富，對中國古代歷史觀念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作為歷史撰述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對上述歷史觀念的繼承和發展。「通古今之變」既是司馬遷的撰述宗旨之一，也是他的歷史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具有豐富的內涵。

  首先，司馬遷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貫通古今的完整的認識。這個認識，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中，可以略見大概。而從後者四通表序中，則可清楚地看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及其階段劃分的把握。這就是：

  ——《三代世表》。五帝、三代是兩個時代。但因歷史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於是「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90]。

  ——《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訖孔子」，歷史特點是「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91]。

  ——《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訖秦二世（前207年），「凡二百七十年」，其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92]。

  ——《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中經「西楚主伯，項籍始，為天下主命」（前206年），至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後九月止，首尾八年。司馬遷寫道：「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93]又寫道：「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94]這四通表不僅在時間上前後相銜，貫穿古今，段落分明，而且它們的序文都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了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之整體性與階段性的卓越認識。我們今天所說的傳說時代與夏、商、周，春秋時期，戰國時期，秦漢之際，大致就是上述四表所反映的歷史脈絡。

  其次，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貫穿著歷史變化與社會進步的觀點。「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哲學不只是在於「通古今」，還包含著在「通古今」的基礎上闡明歷史的變化和社會的進步。《史記·太史公自序》關於「八書」序目指出：「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又說「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考察自古以來樂的興廢。太公望、孫武子、吳起、王子成甫等對古兵書《司馬法》「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等等。這都著眼於古今之變。在司馬遷的歷史觀念中，歷史是變動的，也是在變動中不斷進步的。他在《六國年表》序中這樣肯定了秦朝的歷史進步性，寫道：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

  司馬遷在許多地方揭露和批評秦的苛法役民，但他從總的歷史進程考察，還是明確地肯定秦朝的「世異變，成功大」及其在歷史上的重大作用，並公開批評一些「學者」的迂腐和淺薄，顯示出他的卓見和膽識。司馬遷論漢朝興起的歷史進步性，也是從變化觀點著眼的，他說：「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95]他稱讚蕭何「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96]。這些觀念，非常清晰地反映出他對於《易傳》窮、變、通、久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而窮、變、通、久思想傳統經過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這一歷史哲學命題的闡發，就更加突出了它在歷史觀念之發展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