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天命」史觀既是一種古老的歷史觀念，又是在它盛行的年代決定其他許多觀念的基本觀念。因此，隨著歷史的變化，「天命」史觀的動搖，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比如在殷人篤信「天命」的時候，他們認為「上帝」這位至上神其實也是殷人的祖先神，因有這種雙重關係，殷人可以不必擔心他們的統治會發生什麼變化。而到了周人滅殷而起，便認為「天命靡常」了，所以提出「明德」來爭取「天」的好感，以保持周人的統治。然而，到了西周末年，人們終於對「天命」失去了信心，人們開始從人事方面去尋求社會變化的答案。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們對社會變化作出了新的思考。

  春秋末年，晉國大夫趙簡子同史官史墨談到魯國的形勢時，有一段對話：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30]

  史墨可能是趙簡子的家臣，不是晉國國君的史官，所以他的這番談話講得很大膽，可以視為當時的一篇大文章。史墨的這篇講話，首先指出了一個事實，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前者世世代代放縱安逸，後者世世代代勤於政事，人民忘掉了國君而擁護季氏，不是很自然的嗎。其次，由這一事實出發，史墨講到一個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即「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社稷沒有固定不變的祭祀者，君臣沒有固定不變的地位，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所以虞、夏、商三王的子孫們在今天成為平民，這是並不奇怪的。《詩·小雅·十月之交》不是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地都會發生變化嗎？那麼，世間發生變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史墨的話具有歷史認識的價值在於，他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就事論事的水平上，而是從現實的社會變化聯想到「三後之姓」的變化，或者說是從虞、夏、商「三後之姓」的變化來看待現實中魯國所發生的變化，從而提出了「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歷史變化觀點。這個觀點雖然不是直接針對否定「天命」史觀提出的，但它對於人們進一步動搖和否定「天命」史觀，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史墨在回答趙簡子的問題時，他所說到的「天」、「地」都是作為自然物被提到的；而他著重講的「世從其失」、「世修其勤」，恰恰都是從人事來判斷社會變化的。

  其實，史墨所說的如同魯國的這種情況，在其他各諸侯國也是存在的。《左傳·昭公三年》記齊國晏嬰和晉國叔向的交談，都披露了本國公室的衰敗情景。叔向問晏嬰齊國的情況怎樣，晏嬰回答說：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晏嬰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把齊國的狀況看得如此透徹，又概括得如此精闢。叔向也是一位有見識的政治家，他贊成晏嬰的分析，並說到了晉國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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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叔向同晏嬰的對話，早於上引趙簡子同史墨的對話。對於晉國的情況，史墨自是十分熟悉；對於齊國的情況，史墨至少也有耳聞。由此可見，史墨對於社會歷史之變化的觀念，從現實來源來看，亦不僅僅限於魯國。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思想。晏嬰和叔向也都從本國的現實看到了社會在發生變化的趨勢，而史墨之所以能夠比他們觀察得更深刻，能夠提出帶有規律性的認識來，是因為他既看到了現實的變化，又從歷史發展趨勢中對這種變化作出歷史的解釋。晏嬰和叔向的認識，是政治家的見解。史墨的認識，是史學家的見解。史墨根據歷史和現實而提出了「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歷史觀點，證明他不愧是春秋時期的一位優秀的史官。

  戰國時期，這種歷史變化的觀念更加普遍了。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31]，甚至於三世以下，諸侯之子孫即無侯者[32]。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正是在繼承先秦的歷史變化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