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書之種類的增多和在文獻分類上的獨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多途發展，以及這一時期史書數量和種類的劇增，都為史書在文獻分類中的獨立準備了條件。從三國至唐初，中國古代文獻的分類和著錄，清晰地反映出了史書獨立的過程。

  曹魏時期，鄭默編制目錄書《中經》。西晉荀勖在繼承《中經》的基礎上，撰成新的目錄書《中經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2]。這是中國文獻目錄史上最早的四部分類法，從中已可見到史書歸於丙部，是一個獨立的部門。這同《七略》與《漢書·藝文志》相比，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此後，古代文獻的分類經過四分法與七分法的反覆出現，史部書的地位愈來愈顯示出其重要性。其中，東晉李充、南朝阮孝緒在確定史書整體地位及史書內部分類上，有特殊的作用。李充在東晉任著作佐郎（一說大著作郎），整理典籍，「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眾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3]。李充所撰的目錄書，同《中經簿》相比，是將原來乙部、丙部的書對換了位置，即史部書升到了四部書的第二位。

  繼承文獻的七分法的，在南朝有王儉和阮孝緒。宋後廢帝時的秘書丞王儉，撰有四部書《目錄》，又別撰《七志》。《七志》包括：《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諸子志》，論今古諸子；《文翰志》，紀詩賦；《軍書志》，紀兵書；《陰陽志》，紀陰陽圖緯；《術藝志》，紀方技；《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梁武帝時，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採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術數；六曰《佛錄》；七曰《道錄》」[4]。《七錄》與《七志》相比，其中一個明顯的不同，是重新恢復史書的獨立地位，並總其名為《記傳錄》。阮孝緒在論到這一點時指出：

  劉（歆）、王（儉）並以眾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5]

  史書增多是使其在文獻分類上脫離經書而獨立的必然之勢。《七志》、《七錄》已佚，從今存《七錄》序文，可以看到阮孝緒於《記傳錄》的內部分類是，國史部、注歷部、舊事部、職官部、儀典部、法制部、偽史部、雜傳部、鬼神部、土地部、譜狀部、簿錄部，以上共12部。這是現今所見中國史學上對史書最早的詳盡分類，它奠定了中國古代史書分類的基礎。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

  在阮孝緒之後，隋初許善心仿《七錄》而撰《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6]。《七林》的總敘及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的形式與內容，對其後文獻目錄的走向定型與成熟，有一定的影響。唐初史家撰寫的《隋書·經籍志》，總結了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的文獻學、目錄學撰述成果，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最終確立了史書的位置。《隋書·經籍志》總序說：「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其史部大序最後說：「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這裡說的13種，包括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從比較中可以得知，對史書的這種分類，是繼承《七錄·記傳錄》而又有所發展。《隋書·經籍志》有總序，經、史、子、集四部各有大序，各部之內每類有小序，這種嚴密的結構或許是發展了《七林》的做法。

  從李充、阮孝緒的目錄書到《隋書·經籍志》，史書在文獻分類上的獨立的位置被確立下來；從《七錄·記傳錄》的分類到《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分類，史書的內部分類原則也已被確立下來，其後雖有所因革損益，這種分類原則不曾改變。這兩種情況，成為中國史學上和中國文獻學史上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清朝。

  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從正史和雜述兩個方面總結唐初以前史學的發展。他論古今正史說道：「蓋屬詞比事，以月系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7]他論偏記小說說道：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8]

  在評論「古今正史」以外，劉知幾把其他史書分為十類，雖與《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分類頗有不同，但它們都表明了這樣一個趨勢，即所謂「近古」以來，史書的內容不斷豐富，其數量與種類不斷增多，其分類自亦更加細密。與此相聯繫的，是史書的形式也在不斷發展，而表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