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修史機構

  一、唐初以前的修史機構

  中國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對說來，修史機構的出現，要晚一些，而專門的修史機構的出現就要更晚一些。據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考察，曹魏以前，歷代並無穩定的修史機構。他在講到東漢的蘭台和東觀時這樣寫道：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征詣蘭台。斯則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他稱。[9]

  蘭台和東觀，都是皇家藏書處所，並非是明確的修史處所，只是為就近利用藏書的方便，所以蘭台和東觀才先後成了東漢時期的「著述之所」。

  魏、晉時期，開始明確了職掌修史的機構。《晉書·職官志》簡要地記載了這一情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為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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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可以看出，在魏明帝時，中書省是職掌修史的機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改由秘書省職掌修史事務。這就是說，公元三世紀初，中國有了負責修史的機構，而公元292年，確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儘管中書省和秘書省都不是專門的修史機構[10]，但修史工作在封建王朝的組織系統中畢竟有了比較穩定的歸屬。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件大事。

  東晉、南朝以及北魏、北齊，均沿襲這一制度。於沿襲中也有變化和發展。南朝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這是一個變化。著作郎除有專職者外，也可有兼職者：「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11]這是又一個變化。南朝齊、梁、陳又設置修史學士（亦作撰史學士），這是第三個變化。北齊有時把屬於秘書省管轄的著作省（或作著作局）稱為「史閣」或「史館」，這是「史閣」、「史館」名稱最早的由來。北齊著名文人邢子才作詩贈史家魏收，有「冬夜直史館」[12]句可證。這是第四個變化。上述情況，至隋及唐初沒有大的變化。杜佑對於唐初以前的修史機構和其演變作了這樣的概括：「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秘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13]

  秘書省屬下的著作郎「專掌史任」，顧名思義，其重在著作，在撰述。中國古代的修史機構，主要指此而言。至於記錄或記注的史職即起居之官的歸屬是：

  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原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勛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14]

  這一段敘述，把唐初以前起居之職的由來、演進及其所屬部門，講得清清楚楚。據此可知：第一，起居之職跟春秋時期史官之「君舉必書」的職責有歷史上的淵源，兩漢時期，這種起居之職很可能只限於宮中，以女官擔任。第二，自魏至晉，起居之職由著作擔任，其後也有以近侍之臣擔任的，始終是「有其職而無其官」。第三，歷史上最早設起居之官的是北魏，最早設職掌起居機構即起居省的是北齊。第四，隋及唐初，起居之官或屬內史省，或屬門下省。而起居之官的名稱也屢變：在北魏，稱起居令史、修起居注；在隋，稱起居舍人；在唐初，稱起居郎。唐初以前的修史機構及其屬官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