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獻通考》的文獻價值

  馬端臨以「文獻」名書，其著意於文獻是極顯然的。清乾隆《重刻文獻通考序》說：「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考核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跡，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28]這一段話，主要是從文獻方面評論了《文獻通考》的價值，肯定了它在歷代制度的薈萃、綜統上的會通、賅洽、考核、持論的成就。清代四庫館臣幾乎對《文獻通考》各考都指出了失載、闕略處，但總的來說，還是認為此書「大抵門類既多，卷繁至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按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按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29]。這裡指出了兩點是很重要的：第一，《文獻通考》敘宋代典制最詳，不少是《宋史》各志所未能包括的。以《文獻通考·錢幣考二》與《宋史·食貨志下二》、《食貨志下三》所論錢幣、會子相比較，則前者援引元豐間畢仲衍所記「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的名稱、地點及鑄錢數，以及「銅錢一十三路行使」、「銅鐵錢兩路行使」、「鐵錢四路行使」的名稱，後者均不載；而前者所敘交子、會子、川引、淮交、湖會，亦遠比後者為詳。他如《學校考》因是從選舉門析出，其論宋代地方學校之盛，更非《宋史·選舉志》所能包容。至於《經籍考》因列舉評論，卷帙浩大，自非《宋史·藝文志》僅限於著錄書目所能比擬。

  第二，是《文獻通考》比《通典》詳贍。這主要反映在3個方面。一是《通考》接續了自唐天寶之末至宋嘉定之末460多年典制發展的歷史；二是補充了《通典》不曾論到的5個門類；三是改變了《通典》以「禮」占全書半數的格局而大大充實了所析各門類的分量，如《兵考》主要敘歷代兵制，亦為《通典·兵典》所無。

  以上，都表明《文獻通考》在文獻方面的重要價值。此外，還必須注意到《文獻通考·經籍考》在文獻學上的價值。《經籍考》共76卷，約占《文獻通考》全書22％，是24考中卷帙最多的。它著錄先秦至宋「存於近世而可考」的各類文獻約5000種，按四部分類編次，部類有序，著錄之書皆有題解；題解多援引前人所論，間或也自撰按語。《經籍考》具有相對獨立性，是一部輯錄性的目錄書。其輯錄諸家所論，多出於宋代，如《崇文總目》、鄭樵、晁公武、陳振孫、洪邁等人之書，故在相當程度上，它也是一部薈萃評論文獻的著作。

  《經籍考》反映了馬端臨具有明確的文獻學史的思想，其《總敘》列舉前代史傳之有關文獻的論述和文獻分類上也有自己的特點。舉史部為例，它以「正史各門」包含正史、編年、起居注3類，以「雜史各門」包含雜史、雜傳（傳記）、霸史偽史、史評史鈔4類，以「故事各門」包含故事、職官、刑法、地理、時令、譜系（譜牒）、目錄7類。以上，史部共分為3門14類，反映了馬端臨獨到的文獻分類思想。他論雜史、雜傳的性質與聯繫，可見其一斑。他說：

  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為一人之事，而實關係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前史多以雜史第四，雜傳第八，相去懸隔，難以參照。今以二類相附近，庶便檢討雲。[30]

  馬端臨對雜史、雜傳內涵的界定，以及一代之事、一時之事、一人之事的區別和聯繫，還有對於前史分類的不願苟同，都反映出了他豐富的歷史文獻學思想。

  要之，後人以《通典》、《通志》、《通考》稱為「三通」，固有一定的道理。但追本溯源，《通志》意在繼承司馬遷的事業，而《通考》則是《通典》業績的光大。從總的方面看，《通志》和《通考》在歷史思想上都趕不上《史記》和《通典》，但它們和《通鑑》一樣，在繼承、發展中國史學的「通史家風」方面，成就和影響都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