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馬端臨的進步的歷史思想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這主要表現在馬端臨對歷史的認識既包含著樸素的唯物因素和辯證因素，也包含著進化的觀點。在這些方面，他繼承了前輩史學家、思想家的優秀遺產，同時也在不少地方反映了自己新的思想表述形式。人們對於《文獻通考》這部巨著，猶如對《通典》一樣，大多把它作為文獻資料使用，而很少對它的思想資料進行清理、總結，這種狀況有待改變。

  馬端臨十分重視歷史上的社會經濟活動，發展《通典》「食貨為之首」的唯物思想。他不僅仍以食貨居於《文獻通考》之首，而且對於「食貨」所包含的一些主要部門之相對獨立和相互關係提出了更明確的認識。如上文表中所示，《通典·食貨典》所述內容在《文獻通考》這裡已分為8個相互聯繫的獨立部門，即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諸考。這首先是中國封建社會經過兩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國家經濟制度上有了更明確、更細緻的規定的反映，同時也是在考查前代史家在這個問題上分門立目的得失而提出來的。馬端臨以田制與賦稅合為田賦，把土貢從賦稅中析出而自成一考，都有別於《通典》，說明他對於「食貨」這一領域思考之深。他的許多認識，是基於「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的唯物觀點提出來的。

  馬端臨的唯物觀點，反映在他對待異常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的解釋方面，也是很突出的。他在列舉前人關於妖祥的說法後，以事實反駁說：「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譬如：通常認為「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漢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而桓、靈並非「治世」之時。通常認為「誅殺過當，其應為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四年也出現六月雨雪，而漢文帝並非「淫刑之主」。他如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漢宣帝則為祥，等等。於是馬端臨認為：

  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冞有所不通。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並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

  《文獻通考·物異考》就是按這個思想編纂的。用「反常」、「罕見」謂之「異」來代替唯心主義的妖祥說，這是繼承了古代史學裡的唯物思想傳統，並提出了具有獨到見解的表述形式，從而進一步揭去了籠罩在社會歷史上的神秘外衣，這是馬端臨唯物思想中很可貴的地方。

  馬端臨的歷史思想中，也包含著辯證的因素。他論國用與政治統治的關係時，引用了賈山《至言》中講到周秦財之多寡與祚之延促的歷史經驗教訓，結論是「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睹矣」。馬端臨進而分析說，兩漢以下財賦所得，一歸「國家之帑藏」，一歸「人主之私蓄」，關鍵在於處理好這裡的「公」、「私」關係：「恭儉賢主，常用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馬端臨一方面認為賈山所論是有道理的，一方面還是主張增長財富而推崇「恭儉賢主」。「民裕而其祚昌」，其中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思想。

  關於「封建」問題，馬端臨也是從「公心」出發來分析的。他認為「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而漢代以下，「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此後，魏、晉分封，也都沒有達到「藩屏之助」的目的。馬端臨總結了兩漢、魏晉、南朝的歷史經驗教訓，指出：「封建之得失不可複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他用「公心」來說明「封建」之可行，其見識顯然遠遜於柳宗元；但他認為兩漢以下不可再行「封建」，並應全面考慮在「封建」問題上兩種不同意見中的合理因素，這是從更深一層提出了如何處理皇權和地方關係的問題，其中也包含著辯證思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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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通考·自序》及諸多按語中所反映出來的馬端臨的歷史思想是很豐富的，上面所論只是幾個比較重要的方面。這就說明，《文獻通考》並非只是文獻的簡單排比，它是一部有明確的歷史思想作指導而編纂起來的巨製。馬端臨在觀察、闡述歷史的方法論方面，給後人留下了不少值得總結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