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唐書》的特點和成就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基本完稿後，被調至朝廷任職，隨後便受命主持修撰《唐書》。《新五代史》是歐陽修的私人撰述，而《唐書》則是官修。據曾公亮《進〈唐書〉表》：《唐書》修撰約始於仁宗慶曆四年（1044），至嘉祐五年（1060）成書奏呈，歷時17年。除歐陽修外，參加修撰的有宋祁（996—1061），他是主要的參撰者；還有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

  五代時，史家已撰有《唐書》，百年之後，北宋史家為何又要再撰《唐書》？曾公亮《進〈唐書〉表》提出了兩點認識。第一，認為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第二，認為對於「為國長久」的唐朝歷史，處於五代的「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難以起到「垂勸戒，示久遠」的作用。這兩條，前者是針對舊史本身所說，後者是就史學的社會作用提出的，它們反映了北宋中期統治集團對唐史撰述新的要求。後人為區別兩部《唐書》，稱五代所修者為《舊唐書》，北宋所修者為《新唐書》。

  《新唐書》225卷，包括本紀10卷、志50卷、表15卷、列傳150卷，是《史記》、《漢書》以來體例比較齊備的紀傳體史書。其中，列傳為宋祁所修，是著手最早的；范鎮作志，呂夏卿制表；歐陽修中途參與著述，「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63]，並負責主修全書。根據思想和文字風格判斷，《新唐書》的本紀10卷，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皆出自歐陽修的手筆。

  《新唐書》是官修，不同於《新五代史》是私撰，但它在撰述思想上仍然貫穿著歐陽修師法《春秋》的旨趣。《新唐書》於武則天紀、傳兩立，歐陽修解釋為則天皇后立本紀的根據是：「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64]在呂后、武后問題上，把馬、班之作和唐之舊史都跟「聖人之意」、「《春秋》之法」扯到一起，這是一種陳腐的見解，是歐陽修作史的敗筆。從論說的口氣看，歐陽修對自己所論也是沒有十分的把握的，但師法《春秋》的意圖和熱情還是促使他做這樣的解說。他又說：「《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65]憲宗之死與陳弘志有關，而其一度逍遙法外，自有歷史原因，這不是所謂「《春秋》之法」就可闡明的。歐陽修並不是沒有見識的史學家，但師法《春秋》的撰述思想，限制了他的歷史見解的發揮。他所撰寫的本紀10卷，過於簡略，有類編年事目，原因也在於此。

  《新唐書》的列傳，雖為宋祁所撰，但在立目、編次上，也明顯地反映出歐陽修的撰述思想。在以前的正史中，《宋書》首立《二凶傳》，爾後《晉書》有《叛逆傳》、《南史》有《賊臣傳》，至《新唐書》則有奸臣、叛臣、逆臣三傳；它還仿效《後漢書·獨行傳》而立《卓行傳》，與《新五代史·一行傳》相呼應；它升《忠義傳》為類傳之首，也是跟《新五代史》首敘《死節傳》、《死事傳》一致的。這些撰述、編次上的處置，與其說是出於對唐代歷史的認識，毋寧說是從五代這個「亂世」中所得到的啟示，這同歐陽修之宣揚「《春秋》之法」是完全吻合的。《新唐書》修撰之時，北宋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故作者對唐末農民起義的攻擊不遺餘力，而使黃巢廁身於《逆臣傳》中，這是不足為怪的。

  《史記》、《漢書》以後，正史撰述中的史表久廢，實為闕憾。《新唐書》上繼《史》、《漢》遺風，創《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突出地顯示出紀傳體史書之綜合性的優長。其中，《方鎮表》譜列唐代藩鎮割據的局面，《宰相世系表》顯示唐代門閥政治的盛衰，都鮮明地反映出歷史時代的特點。二表的序，文少意深，有馬、班之風，是正史史論中不多見的。

  《新唐書》的撰成，距唐之亡「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發揮幽沫」，其所據唐人文獻及後人所撰唐史著述都遠遠超過《舊唐書》，是故「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67]。對此，清人趙翼論之甚詳。然《舊唐書》較多地保存了唐代文獻的原始面貌，這是《新唐書》不能代替的。可以說，這兩部《唐書》在記述唐代歷史方面，各有千秋，相得而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