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資治通鑑》的思想價值和史學價值

  《資治通鑑》的價值，不僅反映在它對編年體史書的發展和文字表述的藝術性成就方面，還突出地反映在它的思想價值、文獻價值和對當時及後世歷史撰述的影響等方面。

  《資治通鑑》的思想價值主要在於，它以極其豐富的歷史事實證明：政治統治的存在、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換言之，《資治通鑑》證明了史學對於政治的極其重要性。這集中表現在司馬光說的「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這句話上。在中國史學史上，這種知古察今、以史為鑑的思想由來已久。《資治通鑑》在這方面之所以能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和歷史影響，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它包含了豐富的歷史事實，以及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所謂「十六代」的漫長歷史過程，而涉及的皇朝的興衰得失則更多。在這一點上，它所提供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以往任何一部史書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另一個原因是，司馬光有一種強烈的以史學「資治」的撰述熱情，所以在紛繁的史事中他「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寫入本書，從而鮮明地反映出本書的社會目的。宋神宗賜以「資治通鑑」為名，正是恰當地把握了它的社會目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司馬光把自己從而也把讀者擺到各種各樣的歷史環境裡去思考，去抉擇，使歷史和現實得以呼應起來。他說的「前世之興衰」，這是史書上可以寫得出來的；他說的「鑒」，有的可以寫得出來，如「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論，有的就無法寫出來，而必須通過讀史的人去思考、去認識才能實現的。至於「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這基本上不是歷史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了；確切地說，這是通過認識歷史問題從而更好地認識現實問題。所謂「考」，所謂「嘉」、「矜」、「取」、「舍」，都是對作者和讀者提出來的。司馬光的這種撰述思想和他在表述上的藝術性成就，使《資治通鑑》具有特殊的魅力。元人胡三省認為：「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34]《資治通鑑》為歷代君臣、士人所重視，大抵出於這種認識。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敘論》，是古代史家對《資治通鑑》思想價值最全面的總結。

  從歷史觀點上看，《資治通鑑》認為國家的興衰主要取決於君臣們的德才修養。司馬光在「臣光曰」中反覆提倡君主應當講求仁義，克遵於禮，慎於抉擇，善始慎終，反覆闡明君主在用人、刑賞、納諫上應當格外認真。這些，都是圍繞著君如何才能「明」、臣如何才能「賢」而展開的。這些見解對於當時和後來歷代封建統治者，是起了一定勸誡和約束作用的，但也限制了司馬光對於歷史進程問題的思考，從而在歷史思想上不免顯得蒼白。但在司馬光的歷史觀點中，有一點還是值得重視的，這就是他所說的興衰、得失、成敗、善惡、是非等，是顧及「生民」的利益的。他在「進書表」中說的「生民休戚」、「四海群生、咸蒙其福」等語，反映了他的這種認識。在「臣光曰」中，他在不少地方闡述了這個認識，認為：「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善為國者不欺其民」[35]。他是在稱讚秦孝公、商鞅「不廢徙木之賞」時說這番話的。他也稱讚「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36]。司馬光在他的另一部歷史著作《稽古錄》中，還講到「懷民以仁」[37]，稱讚唐宣宗「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認為僖、昭之時「民心已離」[38]。《資治通鑑》中司馬光的這種重民思想產生了積極的歷史影響。

  《資治通鑑》是一部嚴肅的歷史著作，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它取材於歷代正史，但又遠遠不限於此。南宋高似孫《史略》一書，列舉《資治通鑑》引書226種，而據清人統計則為322種之多。其所引之書，不少早已不存，賴其徵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資治通鑑》在歷史資料的攝取上之豐富，非一般史書可以比擬，故《四庫全書總目》稱它「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顧炎武譽其為「後世不可無之書」[39]，都是公允的評價。

  《資治通鑑》的價值，還在於它對當時和後世的史學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補撰，改編，續作，注釋，仿製，評論，諸家蜂起，蔚然大觀。劉恕的《通鑑外紀》、金履祥的《通鑑前編》、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史炤的《資治通鑑釋文》、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注》、清代乾隆官修的《通鑑輯覽》、王夫之的《讀通鑑論》等，是這些方面有影響的撰述。近代以來，關於《資治通鑑》及在其影響下產生的各種著作的研究，已成專門之學，近人張須所著《通鑑學》一書，可窺其一斑。在改編的著作中，《資治通鑑綱目》和《通鑑紀事本末》是比較重要的，它們各創造了新的史書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