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資治通鑑綱目》和《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42卷，南宋袁樞著。袁樞（1131—1205），字機仲，建州建安人，歷仕孝宗、光宗、寧宗三朝，先後任禮部試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吏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最後官至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知江陵府。袁樞為官，清正廉直，曾以大理少卿彈劾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之事；其修史，書法不隱，曾拒同里人所求，認為「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是在他任嚴州教授時，約在乾道七年（1171）至淳熙元年（1174）之間。《宋史》本傳記其事說：「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40]這段記載既說明了本書的體裁，又說明了它的社會影響。

  袁樞據《資治通鑑》「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這就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區別其事」，是變紀年為中心為以紀事為中心。「貫通之」，一方面指貫通所紀之事，以盡其本末；一方面也指貫通全書內容，使略具首尾。《通鑑紀事本末》把《資治通鑑》「區別」為239個事目，連同66個附目，共記述了305件大事：上起「三家分晉」，下迄「［周］世宗征淮南」，其間皆略按朝代、時間順序編次。這是一部紀事本末體的通史。《尚書》及《左傳》以下不少編年體史書，都包含有紀事本末的因素；唐人還從理論上提出了「盡事之本末」的史學要求，但真正在歷史撰述實踐上確立起紀事本末為一獨立的體裁，則創自袁樞。這是中國史學上除編年體、紀傳體、典制體之外的又一種重要體裁。袁樞之後，多有仿作，雖晚出而蔚為大國。袁樞友人楊萬里就編年體同紀事本末體做比較時指出：「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系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袁樞的書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效果呢？楊萬里說：「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41]這段話大抵概括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優點，一言以蔽之，它闡述清楚了每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始末原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章學誠說它是「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42]。中國古代史書的幾種主要體裁，各有所長，也各有其所不足，它們可以互相補充，各顯其所長，但卻不能互相代替，取此而舍彼。

  《通鑑紀事本末》因其在紀事方面的優長，又全取材於《資治通鑑》並貫穿原書「資治」的主旨，故楊萬里說：「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而宋孝宗則云：「治道盡在是矣。」這兩句話，概括了它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