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書》和《唐會要》

  隋唐五代時期的史學，在民族史撰述方面，在有關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記載方面，在佛教史撰述方面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五代時期撰成的《唐書》和《唐會要》二書，對於記述唐代史事、人物、典制，反映唐代政治興亡、文明盛衰，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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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書》200卷（連同子卷，合214卷），含紀20卷、志30卷、傳150卷。這是五代後晉時最重要的官修史書，始撰於天福六年（941），成書於開運二年（945），上距唐朝之亡（907）僅38年。先後參與編撰的有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呂琦、尹拙等；始撰時由趙瑩監修，成書時劉昫為監修，由其領銜上奏，故題為「劉昫撰」。其實對此書撰成貢獻突出的是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趙瑩的《論修唐史奏》，對《唐書》的體例、內容、史料搜求、撰述方法提出了具體建議並被採納。賈緯曾「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為《唐朝補遺錄》65卷，以補武宗以下至唐末事。他們二人在定例、補闕方面，出力尤多。[138]

  《唐書》得以在短短的四年中修成，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因有唐朝歷代史家不斷撰述而積累起來的《國史》舊文和武宗以前歷朝實錄，作為主要文獻根據，其中包含著唐代數十位以至上百位史家的辛勞。第二，唐代私家關於本朝史的各類撰述，以至文集和奏議，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尚存不少，這些書趙瑩等未必都能見到，但他們可以參考其中相當一部分當無疑義。還有一個原因，是五代後梁、後唐、後晉三朝都十分重視唐朝的歷史，後梁、後唐在徵集史料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後晉宰臣變更而唐史修撰不輟。可以說，一部《唐書》，凝聚了自令狐德棻至趙瑩等許多代史家的心血。

  《唐書》保存了豐富的原始材料，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它於武宗以前史事，多用唐人所撰《國史》、實錄原本，這難免有未改前諱和稱謂不確之陋，但也避免了後人妄加推測、故作雕飾的種種弊端。《唐書》成書倉促，撰述不精，故傳有重出，人有遺漏，經籍著錄殘缺，唐末帝紀單薄。其中，有的缺陷是可以避免的，有的則是難以克服的，這要做全面地看待。難能可貴的是，五代政局動盪，後晉史臣成此巨帙，使中國歷史上一個盛大皇朝的歷史面貌得以反映出來，他們對中國史學的貢獻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唐書》帝紀20卷，起高祖武德元年（隋義寧二年，618），迄於哀帝天祐五年（908）二月，實則唐已亡於上年（907）四月，首尾290年史事。然諸帝紀後論，意多平平。其難得者，在仍以武則天立為本紀。唐代史家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本紀」；其後史官沈既濟曾於德宗時「奏議非之」，主張行《春秋》書法，以則天事入《皇后傳》（《舊唐書·沈傳師傳》）。《國史》並未改動，但沈既濟的見解卻為「史氏稱之」。這樁公案，趙瑩等人必知無疑，但仍一遵吳兢體制，可謂卓識。志30卷，其中禮儀7卷，音樂4卷，歷3卷，天文2卷，五行1卷，地理4卷，職官3卷，輿服1卷，經籍、食貨各2卷，刑法1卷。其志目略同於《五代史志》（《隋書志》），而編次、識見均不及後者。傳150卷，以多人合傳為主要形式，中唐以前人物，分合有序，可窺匠心。類傳有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義、孝友、儒學、文苑、方伎、隱逸、列女等。民族與外域，有突厥、回紇、吐蕃、南蠻、西南蠻、西戎、東夷、北狄諸目。全書以安祿山、史思明、朱泚、黃巢等人之傳為殿。

  《唐書》在歷史思想方面，有幾點是值得重視的。首先，它對於得失興亡的認識，基本上不怎麼講到「天命」，而是從人事上著眼。它強調「治亂時也，存亡勢也」[139]。它把安祿山、朱泚、黃巢並列，認為是唐朝歷史上的「大盜三發」，固然反映了作者歷史觀點上的局限。但它明確指出：「然盜之所起，必有其來，且無問於天時，宜決之於人事。」接著分析了玄宗、德宗、僖宗三朝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誤，導致了安史之亂、涇原之亂、黃巢「犯順」，此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後之帝王，足為殷鑑」[140]。比之於《隋書》，它的「天命」的痕跡更加淡化了。

  其次，它對於唐代歷史上影響到政治得失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有價值的分析。它揭露宦官集團說：「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輿」；「昭宗之季，所不忍聞」[141]。它在列舉酷吏之患後寫道：「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但是，「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為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142]這是指出了防止「盜官」比防止「盜金」更重要。它稱讚唐高祖「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143]，「文皇帝（指唐太宗——引者）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144]。這些，都是很有歷史眼光的見解。

  最後，它對待民族關係的看法，認為應當從歷史上總結出這樣的經驗：「當修文德以來之，被聲教以服之，擇信臣以撫之，謹邊備以防之。」[145]又說：「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來。何以驗之？貞觀、開元之盛，來朝者多也。」[146]它還提出「理亂二道，華夷一途」[147]的見解，這是前人不曾說過的。

  《唐書》作為第一部完整的唐史著作，對於反映7—10世紀初中華文明發展的面貌來說，至今仍有不可代替的史學價值。北宋歐陽修、宋祁重修唐史，亦稱《唐書》。後人乃稱前者為《舊唐書》，後者為《新唐書》，以示區別。

  五代時期撰成的另一部唐史著作，是王溥編撰的《唐會要》。王溥（922—982），字齊物。生於五代後梁龍德二年，後漢乾祐年間（948—950）中進士，入仕。後周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加右僕射。入宋，進位司空，任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史書上一般稱他為北宋并州祁縣（今屬山西）人，《宋史》有傳。

  《唐會要》也是主要依據唐人的撰述，經王溥續補、編訂而成。史載：「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其闕漏，為百卷，曰《唐會要》。」[148]王溥仕宋22年，但他編訂《唐會要》當在五代末年。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記王溥撰《唐會要》的原委說：

  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續冕書。溥又采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文簡事備，太祖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149]

  建隆二年（961）為北宋建立的第二年，又是在正月「奏御」，王溥不可能在一年時間完成續補、編訂之事，這是顯而易見的。這項工作，當是他在後漢任秘書郎、在後周監修國史時著手做的，其成書時適值北宋代周，隨即「奏御」。

  關於唐人兩次撰《會要》事，《舊唐書》、《唐會要》均有記載。第一次撰《會要》事，《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一目記：「［貞元］十九年二月……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弁先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定。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焉。」[150]《舊唐書·儒學傳下·蘇弁傳》附記：「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151]二書所記稍異，似當以《舊唐書》為是。

  第二次撰《會要》事，《舊唐書·宣宗紀》記：大中七年十月「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152]。《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所記略同，唯《新唐書·藝文志三》類書類著錄《續會要》時，增題撰人裴德融、周膚敏、薛廷望、於珪、於球等，則監修與撰者共10人。

  這兩次撰述，除成書年代、撰人、卷帙外，沒有提供更詳細的記載。在此基礎上，王溥增補、編訂為《唐會要》100卷，分514目。其中卷七至卷十已佚，今傳本此4卷（連同子卷共6卷）為後人所補。《唐會要》記唐代沿革損益之制，詞簡事豐，內容詳贍；有關細事，不便立目，名為「雜錄」，附於各條之後；又頗采蘇冕議論，名為「蘇氏曰」、「蘇冕曰」、「蘇氏駁議」等，足見於編次上甚有條理。

  《舊唐書》以記載豐富的史事和大量的歷史人物「重演」唐代歷史，《唐會要》以表述分門別類的典章制度、文物、故實「再現」唐代風貌，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這是五代史學中關於唐代歷史的一曲和諧的「二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