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筆記的勃興

  劉知幾《史通·雜述》篇說：「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他說的「偏記小說」，包含10項，其中「小錄」、「逸事」、「瑣言」、「別傳」、「雜記」等，近於歷史筆記一類的作品。這類作品，近於《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故劉知幾說是「其所由來尚矣」。至於說它們「能與正史參行」，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內容上看可以補充正史，二是從形式上看可以豐富史書的體裁。劉知幾的高明之處，是他已經認識到這類作品在史學發展上的價值。

  可以認為，唐代歷史筆記的發展跟唐代小說筆記的發展在進程上頗相近，即它們各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而達到較成熟的階段。魯迅認為唐代小說筆記作者「始有意為小說」，他引用胡應麟說的「作意」、「幻設」來證明這就是小說「意識之創造」[130]。從歷史筆記來看，它們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備史官之闕」的意識，即作史的意識，從而提高了它們在史學上的價值。有的研究者認為：

  我們可以說唐代是筆記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說故事類的筆記增加了文學成分，一方面使歷史瑣聞類的筆記增加了事實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據辨證類的筆記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路途。這三種筆記的類型，從此就大致穩定下來了。[131]

  從史學的觀點來看，上述概括是符合歷史筆記或歷史瑣聞筆記的發展趨勢的，而對有的作品來說，還要做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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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是應當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筆記發展中，晚唐實為重要的階段，可以認為是筆記勃興的時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10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中列舉的十餘種書，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論唐代的筆記，所舉「小說故事類」諸例和「歷史瑣聞類」諸例，半數以上亦出於晚唐人之手。晚唐筆記的勃興，對於五代以至於兩宋以後的筆記發展，有直接的影響。

  這些歷史筆記，除少數外，大多是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記唐事，比較真切。如《隋唐嘉話》記南北朝至開元間事；《朝野僉載》主要記唐初至開元時事，而以記武則天時事最多；《國史補》記開元至長慶年間事；《因話錄》記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閒鼓吹》、《雲溪友議》、《唐闕史》、《北夢瑣言》記唐末事。如上文所說，這些書的作者不少都具有為正史拾遺補闕的意識，從而增強了記事的嚴肅性。李肇《國史補》序說：

  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歷史瑣聞筆記之走向成熟的標誌。它如劉肅說的所記「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133]，李德裕強調所記「以備史官之闕」，「懼其失傳」[134]，鄭綮說的「搜求遺逸，傳於必信」[135]；以及僖宗時進士林恩撰《補國史》10卷，意在「補」國史，趙璘以《因話錄》名書是說明其所「錄」皆有「因」，等等，都反映出了作者的自覺史學意識。這種意識對於指導他們的撰述方向，從而確定他們的撰述成果在史學發展中所處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這些歷史筆記所記雖不及正史系統、全面，但在揭示時代特點和社會風貌方面，因少有拘謹、言簡意賅而具有獨特的價值。《隋唐嘉話》卷上記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世南又說可稱他為「人物誌」。卷中記薛元超說「平生有三恨」，即「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記高宗「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為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這些記載，對於反映盛唐時期的門閥風氣，是很重要的材料。而晚唐時期的歷史筆記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在客觀上不是在為唐皇朝唱讚歌，而是在為它的腐敗、衰落唱輓歌。《國史補》中的「汴州佛流汗」、「韋太尉設教」、「王鍔散財貨」、「御史擾同州」等條，寫出了中唐時期文武官吏的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醜惡行徑；而「京師尚牡丹」、「敘風俗所侈」等條，則活畫出德宗朝及其以後貴族生活的奢靡和腐敗；此外，如關於藩鎮跋扈、宦官專權、官僚隊伍膨脹的記載，都從比較深刻的意義上揭露了這個時期的社會問題和歷史特點。玄宗開元、天寶之際，實為唐代歷史的重大轉折，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後人的許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等書多觸及這方面的內容。尤其是《開天傳信記》雖只寫了開元、天寶時期32件史事，但卻把玄宗開元年間的勵精圖治、盛世景象，天寶年間的奢侈享樂、政事腐敗，以及玄宗在安史之亂後做了「太上皇」的憂思惆悵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來了。

  唐、五代的歷史筆記的文獻價值，後來在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時被廣泛採用而得到相當的發揮。高似孫《史略》卷四梳理「通鑑參據書」，列舉多種。胡三省說：「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考異》30卷，辯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136]中唐以後，唐代官修史書的效能大減，私家撰史得到新的發展機會。這裡說的「私史」，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寫的歷史筆記。這些筆記，有的還沒有完全擺脫神仙志怪的影響，但這畢竟不是它們的主要傾向。誠然，即使是小說、故事一類的筆記，也與史學有一定的關係。近人陳寅恪以韓愈主持修撰的《順宗實錄》同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互相發明」，證明宦官「脅迫順宗以擁立憲宗」及「憲宗又為內官所弒」的事實，從而說明：「李書此條實乃關於此事變倖存之史料，豈得以其為小說家言，而忽視之耶？」[137]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陽雜俎》20卷、續集10卷，雖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記載，但它卻也包含了一些社會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內容，歷來受到中外學人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