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通史撰述、歷史筆記和其他史學成就

  一、通史撰述的成就

  在《史記》以後的數百年間，通史撰述甚為寥落，而斷代為史的皇朝史撰述則風靡一時。南北朝時，梁武帝曾命史學家吳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暉也曾召集史學家崔鴻等撰《科錄》270卷。[121]這兩部書都是通史，但都沒有流傳下來。隋末陸從典試圖「續司馬遷《史記》，訖於隋」[122]。但他並未實現這個著述計劃。盛唐史學家中，有不少人具有通變的歷史思想。虞世南撰《帝王略論》5卷，其序稱：「暨乎三代，則主有昏明，世有治亂，興亡之運，可得而言。其明者可為軌範，昏者足為鑑戒。以某狂瞽，請試論之。」這是一本歷史通論，是中國史學上較早的歷史評論書。[123]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共180卷，「以擬司馬遷《史記》」[124]。睿宗、玄宗時人韓琬曾撰《續史記》130卷[125]，惜其書已佚。蕭穎士亦曾「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126]。這兩部通史，前者尊《史記》，為紀傳體；後者崇《春秋》，為編年體。蕭書也不曾流傳下來，他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被人們記載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其實，他對後世編年體通史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不應當被遺忘的。

  中晚唐時期，中國史學上的通史撰述有了很大發展，取得不少新成就。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史學發展上的又一個轉折。

  概括說來，這個時期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個特點：一是體裁多樣，二是出現了有影響的著作，三是開拓了歷史撰述的新領域。這不僅是唐代史學上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國史學總的發展過程中具有轉變風氣重大意義的成就。為簡省筆墨，便於瀏覽，茲將這一時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據上表，從許嵩至陳鴻，都是中唐時人，所撰各書，多成於德宗、憲宗兩朝；唯姚康是中晚唐之際人，其所撰《統史》則成於晚唐。這些撰述，除《建康實錄》是貫通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歷史的著作外，其餘多是貫穿古今的通史。韓潭的《統載》，「采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127]。杜佑的《通典》，已如前述。高峻的《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書》為準」[128]，鈔節歷代史而成，間或也有創作，下限至於德宗、順宗時期。姚康的《統史》，「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為之」[129]。以上四書，分別是傳記體、典制體、紀傳體、編年體，它們的共同特點則都是通史。這樣突出的成就，在中晚唐以前的史學發展上是不曾有過的。這些成就對於發揚中國史學的通史家風，具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