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

  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是這個時期的重要史學成就之一。隋唐時期，人們對於民族關係和民族史的認識，具有超越前人的開闊視野和新的境界。隋煬帝時，裴矩撰《西域圖記》一書，認為隋代是「混一戎夏」、「無隔華夷」的時代；若對少數民族歷史「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這當然還是在宣揚隋朝的強大，但他重視民族史撰述確是出於自覺的要求。裴矩用「尋討書傳，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眾口」的方法，記西域44國的歷史、地理、社會風俗，並「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別造地圖，究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153]。此書雖已不存，但從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對當時西域各族社會歷史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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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史家不僅承認少數民族政權歷史為「正史」的內容，而且也撰寫這樣的「正史」，這是他們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貢獻。《晉書》載記對於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連勃勃等十六國統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評論。杜佑《通典·邊防典》共16卷，可以看作是當時一部翔實的民族史和域外情況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154]的見解，從文明發展進程上來看待華夷關係，是歷史進化思想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晚唐時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於中原與「四夷」的關係史，二是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歷史。李德裕的《異域歸忠傳》、高少逸的《四夷朝貢錄》屬於前一類著作；後一類著作以關於雲南地區的社會歷史撰述最為突出，主要有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李德裕的《西南備邊錄》、竇滂的《雲南別錄》和《雲南行記》、徐雲虔的《南詔錄》、盧攜的《雲南事狀》、達奚洪的《雲南風俗錄》、樊綽的《蠻書》（一作《雲南志》）等。這些書，大多撰於武宗至僖宗年間。這些著作大都亡佚，倖存至今的只有《蠻書》10卷。

  樊綽在懿宗咸通年間任安南從事，是蔡襲的幕僚，他在咸通四年（863）的一次事變中得以生還，撰成此書。《蠻書》各卷的內容是：（一）「雲南界內途程」，記當時由內地進入雲南的交通；（二）「山川江源」，記雲南境內的主要山脈河流的名稱、方位或流向及其他自然條件；（三）「六詔」，記六詔的由來及其與唐的關係；（四）「名類」，記雲南境內其他各族概況；（五）「六」，記雲南各州概況；（六）「雲南城鎮」，記雲南主要城鎮的建置、布局、兵防，以及居民、交通、自然形勢；（七）「雲南管內物產」，記農時、耕稼方法、手工技藝、物產及其分布；（八）「蠻夷風俗」，記雲南各族的服飾、儀容、婚俗、節日、度量、房舍、喪俗、葬式、語言；（九）「蠻夷條教」，記南詔的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十）「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記與南詔毗鄰地區的概況。這是一部包括雲南歷史和現狀、自然和社會的內容豐富的著作，而書中關於唐朝與南詔之關係史的敘述則占有極突出的地位，是一部珍貴的民族史著作，多為後人所引據。

  這個時期，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撰述，賈耽的《皇華四達記》和杜環的《經行記》是很重要的成果。《舊唐書·賈耽傳》主要記述賈耽在地理學上的成就，他的治學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處。杜環是杜佑的族子，在唐與大食軍戰於怛羅斯一役中被俘，後輾轉回國，乃著《經行記》。杜佑《通典·邊防九》數次引用《經行記》，成為後人了解唐代中亞各國的重要文獻。二書雖久佚，但唐代學者的世界眼光卻永不磨滅。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撰述，佛教僧人有突出的貢獻。《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海內寄歸傳》、《往五天竺國行傳》都是知名之作。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被稱為「東方三大旅行記」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