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修《晉書》和《南史》、《北史》

  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下達《修晉書詔》，「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詔書稱讚了《史》、《漢》以下至「五代史」歷代正史，但對唐以前多種晉史都不滿意。兩晉南朝時期出現了26種晉史著述，至唐初尚存18種。這些書，只有一兩種兼具兩晉史事，大多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晉史。《修晉書詔》批評它們或者「煩而寡要」，或者「勞而少功」，或者「滋味同於畫餅」、「涓滴堙於涸流」；有的「不預於中興」，有的「莫通於創業」，有的只是「略記帝王」，有的僅僅「才編載記」[13]。歷來對唐太宗詔令重修晉史有種種說法，其實主要原因在詔書中已講得十分清楚了：「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

  重修《晉書》以房玄齡、褚遂良為監修，參與撰述的有許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風、李延壽等21人。令狐德棻被參撰者「推為首」，他和敬播在制定《晉書》體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晉書》以南朝齊人臧榮緒（415—488）所撰《晉書》為藍本，采諸家晉史及晉人文集予以補充，重新撰定。劉知幾特別強調它「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14]。這反映了新修《晉書》在所取文獻上和內容上的特點。貞觀二十二年（648），新修《晉書》撰成，包括帝紀10卷、志20卷、列傳70卷、載記30卷，敘例、目錄各1卷。敘、目已佚，今存130卷。據宋人稱，因唐太宗為宣、武二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寫了後論，故全書曾總題為「御撰」。

  

  《晉書》記事，起於泰始元年（265），迄於元熙二年（420），含西晉4帝、東晉11帝共156年史事，並追敘晉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了大致跟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史事。《晉書》對於這樣紛繁的歷史格局，都能從容地表述出來，顯示了唐初史家的組織力量和創造才能。《晉書》的成就，首先在於它寫出了兩晉歷史的全貌，彌補了以往諸家晉史的缺憾。因其「參考諸家，甚為詳洽」[15]，在內容上也很充實。因此，《晉書》問世後，「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16]。《晉書》的成就還突出地表現在它對民族關係在歷史撰述上的處理。它繼承了《東觀漢記》所用的「載記」體例，創造性地以其記十六國君臣事跡、國之興廢，並著眼於僭偽，不再渲染華夷。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對方之史為「傳」且以「索虜」、「島夷」相稱，不僅有表述上的區別，更有認識上的發展：它同「五代史」在處理南北關係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統一後「天下一家」的思想。載記中頗有寫得精彩的篇章。關於石勒的兩卷，寫他斬祖逖部下降者繼而送首於祖逖，寫他「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寫他「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及所發論議，寫他在宴請高句麗使者筵席上對漢高、韓、彭、光武、曹操、司馬懿父子的評價及自認「當在二劉之間」的談話，都寫得酣暢淋漓。關於苻堅的兩卷，寫他登龍門、游霸陵而與臣下論前人得失，寫他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寫他廣修學官、親臨太學，寫他淝水之敗、長安之失，都極有聲色。

  《晉書》的10篇志是天文、地理、律歷、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寫出了兩晉的典章制度。天文、律歷寫得充實、有序，是《五代史志》中天文、律歷二志的姊妹篇。《地理志》的總敘寫出了歷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變，也寫出歷代封國、州郡的等級、寬狹，以及戶口增減情況，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地理總論。它的正文兩卷詳載兩晉州、郡、縣的建置，每州有小序一篇，述其由來及所統郡、縣、戶之數。其他各志，也都寫得井然有序。鄭樵說：「本末兼明，惟《晉志》可以無憾。」[17]這是對《晉書》志這個特點的肯定。

  《晉書》同「五代史」比較起來，據事直書是其優點，不像後者那樣採取紀、傳不同處置的寫法，這跟晉史距唐年代久遠有關。但它「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18]，是其缺點。總的來看，如宋人葉適所說：《晉書》「敘事雖煩猥無刊剪之功，然成敗得失之際，十亦得七八。史臣語陋，無一可采，然予奪亦不差」[19]。從主要方面來看，這個評論大致是公允的。《晉書》撰成後，唐太宗「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20]。次年，唐太宗就去世了。但他在《修晉書詔》中說的「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卻是中國史學史上永久的名言。

  《晉書》成書後11年即唐高宗顯慶四年（659），李延壽秉承家學撰成《南史》、《北史》二書。李延壽，字遐齡，出於隴西李氏，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陽）。其父李大師（570—628），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21]。李大師在唐初做了一些撰述上的準備，不久就去世了，臨終以為沒齒之恨。李延壽決心續承父業，利用史館提供的條件，經過多年的準備，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為依據，參考雜史1000餘卷，用16年工夫撰成南、北二史。南、北二史經令狐德棻訂正後上奏高宗，高宗為之寫序，序文已佚。《南史》，起宋永初元年（420），訖陳禎明三年（589），包括宋、齊、梁、陳四代170年史事，編為本紀10卷、列傳70卷，合計80卷。《北史》，起魏登國元年（386），迄隋義寧二年（618），包括魏、齊、周、隋四代233年史事，編為本紀12卷、列傳88卷，合計100卷。兩書共180卷。李延壽在上書表中說它們是「以擬司馬遷《史記》」而作。

  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在撰述思想上繼承了李大師的主旨：在具體撰述上並未採取「編年以備南北」的形式，而有所變通。第一，他是「抄錄」和「連綴」舊史，「除其冗長，捃其菁華」，這是一個隱括和改編的過程。第二，他「鳩聚遺逸，以廣異聞」，博採正史所沒有的雜史資料以充實舊史，這跟新修《晉書》有相似之處。第三，是「編次別代，共為部秩」，即以宋、齊、梁、陳四代之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代之史為《北史》。李延壽刪削舊史，得失兩存，要做具體分析；所補遺逸，也有當與不當之分。對此，後人見仁見智，多有聚訟。從今天的認識來看，李大師、李延壽父子從隋唐統一的局面出發，重新看待南北朝的歷史，試圖改變以往歷史撰述中不盡符合歷史實際的設想和做法，是《南史》、《北史》的主要撰述思想。在這一點上，《南史》、《北史》具有突出的特點，是值得稱道的。首先，二史以南北對峙代替了以往史書中的華夷對立，故於八代皇朝均立本紀，這跟「五代史」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二史通敘南朝史和北朝史，帶有糾正南北朝時期所出「正史」的目的，故仍有特殊的意義。其次，二史糾正了八書中的不少曲筆，更多地寫出了歷史的真相，於「禪代」背後的權謀和殺機，顯貴的聚斂和懦弱，以及對權臣的種種溢美，都有相當的揭露，或做改寫與刪削。

  從紀傳體史書的發展來看，《南史》、《北史》的出現，固然有反映時代要求的積極方面，即在統一局面下重新認識南北朝的歷史。這是《南史》、《北史》的思想精髓。但是，它們只是集舊史而成，馬、班、陳、范的創造性的歷史撰述思想已難得在二史中表現出來，紀傳體史書的生命力已呈現出走向衰竭的狀態。五代以下，有兩《唐書》、兩《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的繼出，都未能重振紀傳體史書的雄風。還有一點，也限制了《南史》、《北史》不可能有重大的創造，這就是它們帶著深刻的門閥意識的烙印。二史的列傳，有不少反映出門閥地主之「家傳」的特色。李延壽旨趣在此，二史的成就自亦有限。史學的發展面臨著新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