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代史紀傳和《五代史志》

  唐太宗貞觀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

  ——《梁書》56卷：帝紀6卷，列傳50卷。姚思廉（557—637）撰。

  ——《陳書》36卷：帝紀6卷，列傳30卷。姚思廉撰。

  ——《齊書》50卷：帝紀8卷，列傳42卷。李百藥（565—648）撰。後人為區別於蕭子顯《齊書》，稱之為《北齊書》。

  ——《周書》50卷：帝紀8卷，列傳42卷。令狐德棻（583—666）、岑文本（594—644）、崔仁師撰，其史論多出於岑文本之手。

  ——《隋書》55卷：帝紀5卷，列傳50卷。魏徵（580—643）、顏師古（581—645）、孔穎達（574—648）等撰，其史論皆魏徵所作。魏徵還撰寫了梁、陳、齊三史帝紀總論。

  

  五代史各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前人成果，姚思廉、李百藥都有家學傳承，《周書》、《隋書》具有更明確的官史性質。在諸史作者中，大致說來，魏徵長於史論，姚、李長於史文，令狐德棻長於史例。五代史在南北關係的處理上，大致採取了同等看待的態度，這跟《宋書》、《南齊書》稱北朝為「索虜」，《魏書》稱南朝為「島夷」，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反映了在政治統一的條件下政治家和史學家對南北朝歷史的新認識。五代史雖各自獨立，但對所記歷史內容也有一個全局的安排。梁朝、陳朝與少數民族及外域的聯繫，《梁書》專立《諸夷傳》敘述，《陳書》則散見於紀、傳之中；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北齊書》同《陳書》相似，《周書》跟《梁書》相同。《梁書》所記「海南諸國」，《周書》所記突厥、稽胡，都是極重要的歷史內容。梁、陳、齊三史都有魏徵撰寫的總論，反映出對前代史評價上的總的考慮。

  五代史在編次上講究以類相從的方法，除各類傳外，其他列傳也有不少是略按「義類」、「類會」編次的。因各朝年代短促，年代與「類會」之間的關係便於安排，容易做到眉目清晰。不過，五代史在表述上卻出現了明顯的程式化的趨向。它們的帝紀，於朝代更替之際，詳載新朝「受命」的各種詔策、璽書，諱惡溢美。它們的列傳，必首列傳主姓名、郡望，祖、父官職，繼而依次敘述幼年生活，性格、相貌、風度，歷任官階，行事、文章，有的最後還寫出飾終詔書、封贈、諡號、子孫官職、著述名稱。像《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中那種氣勢恢宏的帝紀，生動激越的列傳，已難得見到。在門閥意識支配下，紀傳體史書逐漸失去原來的活力。從局部來看，五代史中也有少數寫得精彩的片斷。《梁書》的《韋叡傳》寫合肥之役和邵陽之役，《康絢傳》寫堰淮之役，《昌義之傳》寫鍾離之守，《周書》的《韋孝寬傳》記玉壁之守，《王羆傳》記荊州之守、華州之鎮，都寫得有聲有色，是五代史中少見的佳作。

  五代史記述了梁、陳相繼，齊、周並立，以及隋朝統一南北、由興而亡的歷史，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有些記載還具有文獻方面的價值。《梁書·范縝傳》記載了范縝的長文《神滅論》，《北齊書·杜弼傳》記述了邢邵同杜弼「共論名理」、在形神關係上的論難，是思想史上極有價值的文獻。《周書》卷三十八附記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元欣等13人名單，是軍事制度史方面的重要資料。《陳書·何之元傳》載何之元《梁典·序》；《隋書·李德林傳》載李德林與魏收論史書起源的往還書信，《魏澹傳》載《魏書》義例，《許善心傳》載許善心《梁史·序傳》，《裴矩傳》載裴矩《西域圖記》序等，是有關史學史的重要文獻。

  五代史只有紀、傳而沒有志。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詔褚遂良監修《五代史志》，當時亦稱「《隋書》十志」（李延壽《北史·序傳》）。永徽元年（650），高宗復命令狐德棻監修。首尾14年，至顯慶元年（656）成書，由長孫無忌奏進。參與撰述的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五代史志》包括10篇共30卷，其志目、卷帙編次如下表：

  《五代史志》綜敘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制度，與「五代史」紀傳相配合。當時亦稱《隋志》，故敘隋朝典制獨不稱朝代名而詳記其年號。在史學發展上，《五代史志》是自《史記》八書、《漢書》十志以來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綜合併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內容，是「正史」書志撰述以來的一次總結性成果。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對於天道、人事在認識上的邏輯發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是以天道為中心，講尊天敬神、天人感應，強調天禮、地禮、人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11]。這是為君權神授和現實的上下長幼之序製造理論根據和神秘的紗幕。這五志中也包含許多社會史內容和科學史資料，但都籠罩上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跟這個認識體系相對應的是它的後五志，即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等志，它們以人事為中心，記述了五個朝代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區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歷代典籍存亡及學術流變。這是按經濟、政治、文化的邏輯建立起來的又一個認識體系。這個認識體系雖然還不能完全擺脫「天道」的影響，但在具體闡述上已經把天道撇在一邊而著重於人事的分析了。這種還不得不講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開來看待的歷史認識，在歷史觀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跟五代史中的帝紀多載「受命」詔策，而在有關列傳中則寫出政權更迭的殘酷真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後，《五代史志》中的《經籍志》，是以目錄書出現的學術史專篇，它精練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學術流變，是繼劉向、劉歆之後一次更大規模的歷史文獻整理之總結性成果。它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著錄歷代文獻，以道、佛作為附錄，這就奠定了古代文獻分類的基礎，影響所及，直至明清。它以史書居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13類，從文獻分類上確立了史書的獨立性和部類的區分，在史學史上有重大的意義，至宋、元、明、清而未有根本性質的變化。《經籍志》著錄四部書，一般包含書名、卷帙，作者所處朝代、職官、姓名，本書存亡情況。其所著錄書，「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經籍志》有總序1篇，四部、道、佛大序6篇，四部各類小序40篇，道、佛小序1篇，共有序文48篇。它們結為一個整體，綜論學術源流，是《漢書·藝文志》之作為學術史萌芽的新發展。序文闡述了文獻與社會的關係、學術流變、學風得失，以及各具體部類的發展輪廓，撮其精要，論其短長，大致都寫得清晰、精練。其史部大序寫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12]

  這是對史家修養和史學功用的很高的要求。序文中有不少獨立的見解，為後世歷代學術思想研究者所重視。

  《五代史志》的各志，尤其是它的後五志，從不同的方面和範圍反映了社會的風貌和時代的特點，其中於經濟、地理、曆法、樂舞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反映出文明發展的新進程。《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只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確要求，而且有上承兩漢的自覺意識，顯示出來一種細緻爬梳和宏大氣度相結合的格局。《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書志發展的新階段，也為獨立的典制體史書的問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