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史、譜牒和禮書

  隋唐皇朝都重視修撰國史，譜牒和禮書的修撰在唐代受到突出的重視。國史、譜牒和禮書，是隋唐時期官修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隋書·經籍志》雜史類著錄隋秘書監王劭所撰未完成稿《隋書》60卷[26]，起居注類著錄《隋開皇起居注》60卷，以及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27]，是後人所知隋朝國史撰述的全部著作。這些書，早已散佚。隋朝的國史修撰無所建樹，唐太宗和唐初史臣都有所批評。《隋書·王劭傳》批評王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80卷。多錄口敕，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跡堙沒無聞」[28]。唐太宗批評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29]。隋朝國史修撰的失誤有多方面的原因，這給唐初提供了教訓和啟示。

  

  唐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大力修撰前代史，另一方面重視國史的撰述。據《唐會要》卷六十三、六十四關於史館的記載，有「史館移置」、「諸司應送史館事例」、「修前代史」、「修國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館雜錄」諸項，涉及史學的許多方面，內容豐富。僅其「修國史」一項，所記起於貞觀十七年（643），止於大順二年（891），足見唐朝統治者和唐代史家對於國史的重視。唐朝國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實錄、國史三個方面。起居注是按「君舉必書」的古義，史官所記皇帝的言行錄。《新唐書·褚遂良傳》謂：「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30]實錄是編年體史書的一種特殊形式，專記每一皇帝在位時的國家大事。國史是根據起居注、實錄和其他許多方面的資料撰成的紀傳體皇朝史，它跟先秦時期西周和各諸侯國的國史是有區別的。唐朝的國史撰述，以修撰實錄成績最為突出。據《新唐書·藝文志》起居注類著錄，唐代只有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3卷、《開元起居注》3682卷兩種；而實錄則自《高祖實錄》至《武宗實錄》，共25部。為前朝皇帝撰寫實錄，在唐朝形成傳統，此後成為定製，直至明清。《新唐書·藝文志》正史類著錄，唐代史家所撰國史有：長孫無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史》80卷，吳兢撰《唐書》100卷，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於休烈等撰《唐書》130卷，亦作《國史》106卷、113卷。這是在不同時期、經過許多史家撰寫、續作的不同稿本。唐代的實錄和國史，為後人撰寫唐代歷史留下了極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流傳至今的，只有《大唐創業起居注》和韓愈等所撰《順宗實錄》了。它們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現存最早的起居注和實錄。

  唐代跟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樣，是門閥地主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重視譜牒和禮書，是這個時代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兩個特點。唐代譜牒之學承魏晉南北朝之餘緒，亦曾盛行一時，譜學家代有其人，官私譜牒屢有製作，成為唐代史學上的重要現象。私家撰述，姑且不論。官修譜牒，其犖犖大者有：《氏族志》100卷，唐太宗時高士廉、岑文本等撰。《姓氏錄》200卷，唐高宗時孔志約、楊仁卿等撰。《姓族系錄》200卷，唐玄宗時柳沖、陸蒙先、徐堅、劉知幾等撰。這是盛唐時最重要的3部全國總譜。其後還有：《百家類例》10卷，唐肅宗時賈至撰。《元和姓纂》10卷，唐憲宗時林寶撰。《皇室永泰譜》（一作《永泰新譜》、《皇室新譜》）20卷，唐代宗時柳芳撰。《續皇室永泰譜》10卷，唐文宗時柳璟撰。《皇唐玉牒》110卷，唐文宗時李衢、林寶撰。這些書，尚存的僅《元和姓纂》。唐代重譜牒，鄭樵有中肯的論斷：「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31]可以認為，譜牒之學在唐代的興衰，反映出唐代門閥政治的命運和社會風氣的演變。

  禮書的撰述是同譜牒撰述相輔而行的。唐太宗時，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等撰《大唐儀禮》（即《貞觀禮》）130篇，分吉、賓、軍、嘉、凶、國恤6個部分。高宗時，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禮》（顯慶年間奏上，亦稱《顯慶禮》）130卷，刪去國恤，存五禮。於是，貞觀、顯慶二禮並行。唐玄宗時，張說奏稱：「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蕭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開元禮》150卷。這是盛唐時期的三部重要禮書，大史學家杜佑說：「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謂盛矣。」[32]可見，這在當時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對於禮的認識，具有神聖的性質：「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禮亦愆家」[33]；「至於增輝風俗，廣樹堤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34]這是以「天意」的名義來「雕刻人理」、「增輝風俗」；而這「人理」、「風俗」的核心則是「貴賤之異」、「尊卑之殊」的等級秩序（《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幾議」）。盛唐時期的三部禮書與三部譜牒可謂相得益彰，它們大致同時產生出來，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開元以後，正像譜牒之學開始衰落一樣，禮書撰述也日漸失去其本來的意義。中唐時期，雖有王涇撰《郊祀錄》10卷，韋公肅撰《禮閣新儀》30卷，王彥威撰《曲台新禮》30卷、《續曲台禮》30卷，但從實質上看，這已是禮之本身和禮之撰述的強弩之末了。歐陽修評論中唐以後的這些禮書說：「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35]譜牒和禮書的這種命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時代的變化。

  隋唐皇朝時期，主要是唐皇朝時期，官修史書曾一度顯示出人才上的優勢、文獻上的優勢和組織工作上的優勢，從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中國史學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後起的歷代皇朝中，官修史書也還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創造性終究是很有限的。史學的創造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有「自得之學」的私家撰述來推動的。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的一個基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