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紀》——最早的編年體皇朝史

  《漢紀》30卷，這是一部編年體西漢皇朝史，也是我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皇朝史。它流傳至今，有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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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紀》著者荀悅（148—209），字仲豫，東漢末年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獻帝時官至侍中。《後漢書·荀淑傳》載：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漢紀》記事起於劉邦之興，訖於王莽之敗，而以班彪著《王命論》、班固撰《漢書》事為殿，以明本書主旨及其之所由來。荀悅在《漢紀》卷一開宗明義說明撰述此書的原則和方法是：「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119]他又在書末指出：「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120]這裡著重交代了兩點：一是改紀傳體為編年體（「列其年月，比其時事」），一是綜合凝練（「撮要舉凡，存其大體」）。其總的要求是「通而敘之」、「通連體要」，「以副本書」。荀悅也提出了自己的歷史編纂思想，認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121]這表明，荀悅《漢紀》一方面是忠實於班固《漢書》的思想，如取材的嚴謹，全文引用《漢書》帝紀贊語，尤其是在書末全部照錄了班彪的《王命論》，等等。另一方面，荀悅也在編撰中闡發了自己的歷史見解，這突出地反映在他為《漢紀》撰寫的三十多首史論（即「荀悅曰」）中。荀悅說的「達道義」，是以儒家「三綱」為核心的，認為「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122]。他說的「彰法式」，是要維護漢皇朝的成規，中心是維護皇權。如認為漢廢分封之制「以為縣治民」，本是為「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可是現今「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這是「近於戰國之跡，而無治民之實」[123]。他說的「通古今」，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著意考察西漢皇朝政治統治的得失。他在《元帝紀下》中論述了「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跡可得而觀也」的見解，歷數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幾朝朝政的利弊，進而闡發了教化和刑法的關係是「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然後用於正矣」。他還提出了「六主」、「六臣」的看法，「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認為「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124]這顯然是暗示君臣們各自「對號入座」，在漢獻帝被挾至許昌的當時，發如此議論是要有相當的膽識的。荀悅結合秦漢之際歷史，分析「立策決勝之術」有三條：形、勢、情。認為：「形者，言其大體得生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125]這是把客觀形勢同人的心理、志向結合起來考察「立策決勝之術」，是看到了主客觀因素對歷史活動的影響。荀悅強調用人的重要，他甚至公然批評為史家歌頌的漢文帝在這方面的失誤，認為：「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周勃）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豈不痛乎！」[126]，等等。從荀悅的這些史論來看，它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表明作者對於政治統治和歷史經驗之密切關係的十分重視；第二，表明作者對於歷史的見解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因此，荀悅的史論不同於班固史論的空泛說教，而上承司馬遷史論的「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遺風。范曄稱頌《漢紀》「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應是中肯的評價。

  荀悅在歷史觀上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的窠臼，認為：「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荀悅《漢紀》記了不少人事，上面所舉的史論大多也是關於人事的，但他論說「事物之性」有「三勢」和「天人之道」時，卻又把天人完全混為一談：「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127]可見，在對歷史做具體的考察時，荀悅是拋開「天命」的。但是一回到理論上來，他又津津樂道於「天命」了。這是他在歷史思想上的矛盾。荀悅還撰有《申鑒》5篇，早於《漢紀》成書，然其思想跟《漢紀》史論是一脈相承的。《申鑒》今有傳本。

  正像《漢紀》在內容上主要取材於《漢書》，而在史論上有超出《漢書》的地方一樣；《漢紀》在體裁上效法《左傳》，而在體例上比《左傳》更加嚴整。《左傳》由編年體國史而來，其主要任務是排比年月，擴大記事範圍。這兩點它都做到了。《漢紀》內容襲《漢書》而體裁仿《左傳》，這就在編纂上給它提出了新的問題：怎樣在按年月排比史事時，容納比較重要的歷史人物的傳記和典章制度的知識。荀悅出色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即採用連類列舉的方法，在有關的史事之下記載與之有重要聯繫的人物和制度，這不僅使體例更加嚴謹，也擴大了編年體史書記事的範圍，從而使編年體史書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知幾論史書二體，極力推崇《漢書》、《漢紀》，認為：「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128]

  荀悅在《漢紀》書末總論《漢紀》一書時寫道：「《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以）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鑒矣！」這是說明以編年體的形式撰述了一代皇朝史事及其主旨所在。

  《漢紀》——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編年體皇朝史之要義即在於此。難怪四百年後的唐太宗讚許說：「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他還以此書贈大臣李大亮，命其「公事之閒」，「宜加尋閱」[129]。司馬光《資治通鑑》西漢部分，採錄《漢紀》文頗多，又選荀悅史論8首入書。其對後世影響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