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史學的多方面成就
2024-08-14 18:36:45
作者: 瞿林東著
《史記》、《漢書》是秦漢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巍巍雙峰。其流澤所布,歷盡中國封建社會史學而未竭;其精華所在,直到今天仍有可資借鑑的價值。它們早已成為世界性的史學名著。
除《史》、《漢》以外,秦漢時期的史學還有其他許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呂氏春秋》和《淮南鴻烈》(《淮南子》)。[130]《漢書·藝文志》將其列於「雜家」,認為:「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這說明它們討論的內容,表面看來駁雜,但其主旨卻很明確,即「國體」和「王治」。它們都是大一統歷史局面形成、發展中的精神產品。關於這兩部書的性質,劉知幾早有評論,認為它們「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131]。在他看來,它們也是「史氏流別」之一。劉知幾的看法是對的,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則尤其如此。因為這兩部書匯集了從而也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古代歷史文化知識:神話傳說、舊史佚文、前人遺語,以及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珍貴資料。在這裡,歷史知識不是以系統表述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社會運用的形式出現或歷史思想的形式出現。這是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先秦、秦漢的史學在這方面都各有成就。史家稱說呂不韋主持著《呂氏春秋》「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132];而劉安向漢武帝「獻所作《內篇》[133]新出,上愛秘之」[134],「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135]等,皆不無道理。
——《楚漢春秋》9篇,西漢初陸賈撰。班彪《太史公書》「後篇」略論說:「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這是當時記述楚、漢間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時的當代史。司馬遷《史記》述楚、漢間事「專據此書」,唯個別史事略有不同。[136]故原書雖佚,尚可從《史記》中見其梗概。陸賈思想,已如前述。其所著《新語》12篇也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史論和政論,在推動漢初統治者總結歷史經驗、制定基本國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賈誼、晁錯所撰史論,「皆有益軍國,足貽勸戒」[137],是以歷史知識和歷史見解運用於政治決策的佳作,已如上述。
——《鹽鐵論》60篇,後人合為10卷。西漢宣帝時人桓寬撰。本書以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的「鹽鐵會議」為內容,記述了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各郡國應詔之賢良文學士就鹽鐵、酒榷、均輸等經濟政策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全書以雙方論難的形式寫成,行文流暢、優美,歷來被認為是優美的文學作品。然通觀其辯難之所及,不獨為當時的經濟、政治、軍事、民族諸政策,更包含了廣泛的歷史內容,時代涉及上古、周秦,人物論到商鞅、晁錯等,且認識多牴牾,評價頗殊異。因此,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部歷史評論著作。桓寬,《漢書》無傳,其事跡略見於《漢書》卷六十六贊語。班固說他撰此書,「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138]。這兩句話對《鹽鐵論》的思想和形式做了很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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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錄》和《七略》。西漢成帝時,劉向(約公元前77—前6)受詔校理皇家所藏經傳、諸子、詩賦等書,任宏、尹咸、李柱國分校兵書、數術、方技。每校理一書完畢,劉向都「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死,哀帝復命向子歆繼其事。劉歆乃將其父所錄別集成編,號為《別錄》。他又在此基礎上「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139]《別錄》和《七略》的產生,是中國文獻學史上的大事,它們奠定了中國古代文獻學的基礎。《別錄》多已散佚,從今存的遺篇中,還可以窺見劉向校書的方法和治學風貌。《七略》作為古代第一部完備的學術史著作,經班固「刪其要」編為《漢書·藝文志》,而存其大體,流傳至今。
——《風俗通義》31卷[140],今存10卷[141],東漢末年應劭撰。其自序稱:「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為政之要,辯正風俗,其最上也」[142],今存10卷為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10目,以記述歷代風俗禮儀為中心,上至考察古代歷史,下至評論時人流品,旁及音樂、地理、怪異傳聞等。卷各有序,卷內列目,又頗多按語,考其由來,論其是非,闡發作者主旨,即論正風俗,以明義理,起「移風易俗」——厚民風而正國俗的作用。這是應劭的卓識。范曄稱其書「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雖雲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話雖不錯,似未明其深意。應劭生活於漢靈帝、獻帝年間,官至泰山太守,還著有《漢官禮儀故事》、《中漢輯序》等書,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143]其《風俗通義》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內容豐富的風俗史專書,在史學上有重要的價值。
秦漢時期史學的成就,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春秋》類所著錄的,還有《奏事》20篇(原註:「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漢著記》190卷(顏師古註:「若今之起居注。」),《漢大年紀》5篇等。見於《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的,還有《吳越春秋》12卷,趙曄撰,書今存10卷[144];有《漢靈、獻二帝紀》3卷(原註:「漢侍中劉芳撰,殘缺。梁有6卷」);有《漢皇德紀》30卷(原註:「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光武,至沖帝」)等。清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考證,兩漢時還有秦人所撰《秦記》流傳;清人錢大昕撰《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撰《補後漢書藝文志》等,對秦漢史著頗有羅列,雖嫌煩瑣,且未盡合理,但鉤稽排比之功不可沒。對於這些,不一一列舉。
綜上可以看出,秦漢時期在史學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有皇朝史,有學術史,有風俗史,有歷史評論,有起居注,等等。此外,王符(約85—162)所著《潛夫論·志氏姓》篇和應劭所著《風俗通義·姓氏》篇[145],開姓氏之學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桓譚(約公元前20—56)、王充(27—約97)、王符、仲長統(180—220)等唯物思想家相繼而出,他們對「天人感應」、讖緯神學的抨擊,在秦漢時期歷史思想的發展上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和理論價值。所有這些,表明了中國古代史學在大約440年的大一統歷史形勢下,已經擺脫了先秦時代開始興起時的幼稚面貌,變得雍容雅步了。
[1] 參見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一書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
[2] 《毛詩正義·小雅·北山》,《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63頁。
[3]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頁。
[4] 《荀子·非十二子》,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7頁。
[5] 有的研究者忽略這一點,而在「王者孰謂」上反覆辯詰,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大一統」思想的價值,似為未妥。參見傅隸朴:《春秋三傳比義》,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第4頁。
[6]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220頁。
[7]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030頁。
[8] 《呂氏春秋·不二》,許維遹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68頁。
[9] 《呂氏春秋·執一》,許維遹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69頁。
[10] 《淮南子·原道訓》,劉文典集解,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
[11] 以上均見《淮南子·要略》,劉文典集解,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00、711頁。
[12] 關於董仲舒的生卒年,說法不一。一說,其約生於公元前198年,約卒於公元前106年。
[1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773頁。
[14]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3頁。
[15]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玉杯》,蘇輿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頁。
[16]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順命》,蘇輿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13頁。
[17]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四十一《為人者天》,蘇輿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9頁。
[18] 《漢書·淮南王安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按:《內篇》即《內書》21篇,亦即後人所稱《淮南鴻烈》。
[19] 參見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第四章,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周桂鈿:《董學探微》第十三章,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20] 以上均見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5~373頁。
[21]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52頁。
[22]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52頁。
[23] 《新語·術事》,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7頁。
[24] 《新語·無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2頁。
[25] 《新語·無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7頁。
[26] 《新語·輔政》,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頁。
[27] 賈誼著有《新書》56篇,「新編諸子集成」錄有今人的點校本。晁錯撰述,後輯為《晁錯》31篇;亦作《朝氏新書》3卷,唐初已不存(分別見《漢書·藝文志》法家類、《隋書·經籍志三》法家類),今僅存《舉賢良對策》等8篇佚文,散見於《漢書》的《晁錯傳》、《食貨志》、《荊燕吳傳》。
[28] 賈誼:《新書·時變》,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98頁。
[29] 賈誼:《新書·過秦論》,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3頁。
[30]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37頁。
[31]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44~2245頁。
[32] 賈誼:《新書·時變》,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97頁。
[33]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65頁。
[34] 班固:《漢書》第四十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96頁。
[35] 班固:《漢書》卷四十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83頁。
[36]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59頁。
[37]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65頁。
[3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5頁。
[39] 班固:《漢書》卷四十九《袁盎晁錯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303頁。
[4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頁。
[41]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5~4236頁。
[42] 關於司馬遷的生卒年問題,歷史學界有多種說法,迄無定論,作者姑取此說。
[4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0~3971頁。
[4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8頁。
[45]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3頁。
[46] 參見程金造:《史記名稱解》,《史記管窺》,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40頁。
[4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4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001頁。
[49]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7頁。
[5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3984頁。
[51]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三《禮書》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369頁。
[52]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後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從此說。
[5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6]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3998頁。
[58] 參見《史記》各篇後論(即「太史公曰」),司馬遷往往於「余讀」某書、「余觀」某書中,道出其所參考的種種文獻。
[59] 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飲冰室合集》第六冊專集七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9~20頁。
[60]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45頁。
[61]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24頁。
[62]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90頁。
[63] 司馬遷:《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15頁。
[64] 司馬遷:《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41~542頁。
[65]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06頁。
[66]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6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763頁。
[68]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5頁。
[69]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676~1677頁。
[70]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64頁。
[71]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83頁。
[72]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491頁。
[73] 司馬遷:《史記》卷十一《孝景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64頁。
[74]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403頁。
[7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504頁。
[76] 司馬遷:《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16頁。
[7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84頁。
[78]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603頁。
[79]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後論:「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司馬遷認為那是久遠的古代了。
[80] 司馬遷:《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18頁。
[81]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41、3981頁。
[82] 司馬遷:《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829頁。
[83] 司馬遷:《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15頁。
[84] 司馬遷:《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序:「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今從《自序》。
[85] 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44頁。
[86]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90頁。
[87]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438頁。
[88]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30~1731頁。
[89]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6頁。
[90]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8~2519頁。
[91] 如《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史記》卷二十六《曆書》序:「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但這不是《史記》思想的主流。
[92]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5頁。
[9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4頁。
[94] 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44頁。
[9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96]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3頁。
[97] 司馬遷:《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18頁。
[98] 《後漢書·班彪傳》、《史通·古今正史》作「後傳」,據《班彪傳》所載班彪「略論」,當作「後篇」;《古今正史》謂65篇,不知所據,不取。以下同引《後漢書·班彪傳》者,不另注。
[99]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敘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5頁。以下同引《漢書·敘傳上》者,不另注。
[100] 參見《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出版說明」。
[101]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784~2785頁。
[102]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頁。
[10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6頁。
[104] 班固:《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61頁。
[105]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補遺《又與史余村》,《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4頁。
[106]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71頁。
[107] 參見范曄:《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7~138頁。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73頁。
[108] 班固:《漢書》卷八《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2頁。
[109]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59頁。
[110]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5頁。
[111]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6頁。
[112]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60頁。
[113]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7~2738頁。
[114]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頁。
[115]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二,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9頁。
[116]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3~336頁。
[117]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7頁。
[118] 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三史略》29卷,至唐初仍行於世。參見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1頁。
[119] 荀悅:《漢紀》卷一《高祖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120] 荀悅:《漢紀》卷三十《孝平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47頁。
[121] 荀悅:《漢紀》卷一《高祖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122] 荀悅:《漢紀》卷二十五《孝成皇帝紀二》,《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37頁。
[123] 荀悅:《漢紀》卷二十八《孝哀皇帝紀上》,《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92頁。
[124] 荀悅:《漢紀》卷十六《孝昭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89頁。
[125] 荀悅:《漢紀》卷二《高祖皇帝紀二》,《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6頁。
[126] 荀悅:《漢紀》卷八《孝文皇帝紀下》,《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19頁。
[127] 荀悅:《漢紀》卷六《高后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86頁。
[128]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129]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二《李大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388頁。
[130]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王政親政以後、秦統一六國之前,從時間上劃分,應屬於先秦時期著作。但從其內容和思想來看,則反映了統一趨勢中秦國所處地位的政治需要,又與《淮南鴻烈》為同類之書,故置此簡論之,《淮南鴻烈》面世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40—前135)。
[131]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頁。
[132]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030頁。
[133] 《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內》21篇,《淮南外》33篇。此所謂《內篇》,即今《淮南鴻烈》21卷。
[134] 班固:《漢書》卷四十四《淮南王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41頁。
[135]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136]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十六《雜說上》,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8頁。
[137] 劉知幾:《史通》卷十七《雜說中》,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
[138] 班固:《漢書》卷六十六《公孫賀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03頁。
[139] 參見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序及卷三十六《楚元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1、1967頁。
[140] 參見魏徵等:《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三》雜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06頁。
[141] 今存10卷,以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本為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42] 應劭:《風俗通義序》,《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8頁。
[14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八《應奉傳》及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14、1622頁。
[144]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其主要活動約在東漢初建武年間,所撰《吳越春秋》,記春秋末年吳越兩國爭霸事,原為12卷,今存10卷。今有多種點校、譯註本。
[145] 已佚,有輯文,參見應劭:《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