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史學的多方面成就

  《史記》、《漢書》是秦漢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巍巍雙峰。其流澤所布，歷盡中國封建社會史學而未竭；其精華所在，直到今天仍有可資借鑑的價值。它們早已成為世界性的史學名著。

  除《史》、《漢》以外，秦漢時期的史學還有其他許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較重要的有：

  ——《呂氏春秋》和《淮南鴻烈》（《淮南子》）。[130]《漢書·藝文志》將其列於「雜家」，認為：「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這說明它們討論的內容，表面看來駁雜，但其主旨卻很明確，即「國體」和「王治」。它們都是大一統歷史局面形成、發展中的精神產品。關於這兩部書的性質，劉知幾早有評論，認為它們「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131]。在他看來，它們也是「史氏流別」之一。劉知幾的看法是對的，而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則尤其如此。因為這兩部書匯集了從而也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古代歷史文化知識：神話傳說、舊史佚文、前人遺語，以及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珍貴資料。在這裡，歷史知識不是以系統表述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社會運用的形式出現或歷史思想的形式出現。這是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先秦、秦漢的史學在這方面都各有成就。史家稱說呂不韋主持著《呂氏春秋》「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132]；而劉安向漢武帝「獻所作《內篇》[133]新出，上愛秘之」[134]，「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135]等，皆不無道理。

  ——《楚漢春秋》9篇，西漢初陸賈撰。班彪《太史公書》「後篇」略論說：「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這是當時記述楚、漢間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時的當代史。司馬遷《史記》述楚、漢間事「專據此書」，唯個別史事略有不同。[136]故原書雖佚，尚可從《史記》中見其梗概。陸賈思想，已如前述。其所著《新語》12篇也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史論和政論，在推動漢初統治者總結歷史經驗、制定基本國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賈誼、晁錯所撰史論，「皆有益軍國，足貽勸戒」[137]，是以歷史知識和歷史見解運用於政治決策的佳作，已如上述。

  ——《鹽鐵論》60篇，後人合為10卷。西漢宣帝時人桓寬撰。本書以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的「鹽鐵會議」為內容，記述了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各郡國應詔之賢良文學士就鹽鐵、酒榷、均輸等經濟政策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全書以雙方論難的形式寫成，行文流暢、優美，歷來被認為是優美的文學作品。然通觀其辯難之所及，不獨為當時的經濟、政治、軍事、民族諸政策，更包含了廣泛的歷史內容，時代涉及上古、周秦，人物論到商鞅、晁錯等，且認識多牴牾，評價頗殊異。因此，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部歷史評論著作。桓寬，《漢書》無傳，其事跡略見於《漢書》卷六十六贊語。班固說他撰此書，「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138]。這兩句話對《鹽鐵論》的思想和形式做了很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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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錄》和《七略》。西漢成帝時，劉向（約公元前77—前6）受詔校理皇家所藏經傳、諸子、詩賦等書，任宏、尹咸、李柱國分校兵書、數術、方技。每校理一書完畢，劉向都「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死，哀帝復命向子歆繼其事。劉歆乃將其父所錄別集成編，號為《別錄》。他又在此基礎上「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139]《別錄》和《七略》的產生，是中國文獻學史上的大事，它們奠定了中國古代文獻學的基礎。《別錄》多已散佚，從今存的遺篇中，還可以窺見劉向校書的方法和治學風貌。《七略》作為古代第一部完備的學術史著作，經班固「刪其要」編為《漢書·藝文志》，而存其大體，流傳至今。

  ——《風俗通義》31卷[140]，今存10卷[141]，東漢末年應劭撰。其自序稱：「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為政之要，辯正風俗，其最上也」[142]，今存10卷為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10目，以記述歷代風俗禮儀為中心，上至考察古代歷史，下至評論時人流品，旁及音樂、地理、怪異傳聞等。卷各有序，卷內列目，又頗多按語，考其由來，論其是非，闡發作者主旨，即論正風俗，以明義理，起「移風易俗」——厚民風而正國俗的作用。這是應劭的卓識。范曄稱其書「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雖雲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話雖不錯，似未明其深意。應劭生活於漢靈帝、獻帝年間，官至泰山太守，還著有《漢官禮儀故事》、《中漢輯序》等書，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143]其《風俗通義》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內容豐富的風俗史專書，在史學上有重要的價值。

  秦漢時期史學的成就，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春秋》類所著錄的，還有《奏事》20篇（原註：「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漢著記》190卷（顏師古註：「若今之起居注。」），《漢大年紀》5篇等。見於《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的，還有《吳越春秋》12卷，趙曄撰，書今存10卷[144]；有《漢靈、獻二帝紀》3卷（原註：「漢侍中劉芳撰，殘缺。梁有6卷」）；有《漢皇德紀》30卷（原註：「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光武，至沖帝」）等。清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考證，兩漢時還有秦人所撰《秦記》流傳；清人錢大昕撰《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撰《補後漢書藝文志》等，對秦漢史著頗有羅列，雖嫌煩瑣，且未盡合理，但鉤稽排比之功不可沒。對於這些，不一一列舉。

  綜上可以看出，秦漢時期在史學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有皇朝史，有學術史，有風俗史，有歷史評論，有起居注，等等。此外，王符（約85—162）所著《潛夫論·志氏姓》篇和應劭所著《風俗通義·姓氏》篇[145]，開姓氏之學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桓譚（約公元前20—56）、王充（27—約97）、王符、仲長統（180—220）等唯物思想家相繼而出，他們對「天人感應」、讖緯神學的抨擊，在秦漢時期歷史思想的發展上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和理論價值。所有這些，表明了中國古代史學在大約440年的大一統歷史形勢下，已經擺脫了先秦時代開始興起時的幼稚面貌，變得雍容雅步了。

  [1] 參見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一書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

  [2] 《毛詩正義·小雅·北山》，《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63頁。

  [3]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8頁。

  [4] 《荀子·非十二子》，王先謙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7頁。

  [5] 有的研究者忽略這一點，而在「王者孰謂」上反覆辯詰，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大一統」思想的價值，似為未妥。參見傅隸朴：《春秋三傳比義》，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第4頁。

  [6] 參見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220頁。

  [7]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030頁。

  [8] 《呂氏春秋·不二》，許維遹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68頁。

  [9] 《呂氏春秋·執一》，許維遹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69頁。

  [10] 《淮南子·原道訓》，劉文典集解，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

  [11] 以上均見《淮南子·要略》，劉文典集解，馮逸、喬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00、711頁。

  [12] 關於董仲舒的生卒年，說法不一。一說，其約生於公元前198年，約卒於公元前106年。

  [1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773頁。

  [14]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3頁。

  [15]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玉杯》，蘇輿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頁。

  [16]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順命》，蘇輿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13頁。

  [17]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四十一《為人者天》，蘇輿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19頁。

  [18] 《漢書·淮南王安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按：《內篇》即《內書》21篇，亦即後人所稱《淮南鴻烈》。

  [19] 參見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第四章，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周桂鈿：《董學探微》第十三章，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20] 以上均見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5～373頁。

  [21]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52頁。

  [22]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52頁。

  [23] 《新語·術事》，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7頁。

  [24] 《新語·無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2頁。

  [25] 《新語·無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7頁。

  [26] 《新語·輔政》，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頁。

  [27] 賈誼著有《新書》56篇，「新編諸子集成」錄有今人的點校本。晁錯撰述，後輯為《晁錯》31篇；亦作《朝氏新書》3卷，唐初已不存（分別見《漢書·藝文志》法家類、《隋書·經籍志三》法家類），今僅存《舉賢良對策》等8篇佚文，散見於《漢書》的《晁錯傳》、《食貨志》、《荊燕吳傳》。

  [28] 賈誼：《新書·時變》，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98頁。

  [29] 賈誼：《新書·過秦論》，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3頁。

  [30]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37頁。

  [31]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44～2245頁。

  [32] 賈誼：《新書·時變》，閻振益、鍾夏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97頁。

  [33]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65頁。

  [34] 班固：《漢書》第四十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96頁。

  [35] 班固：《漢書》卷四十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83頁。

  [36]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59頁。

  [37] 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65頁。

  [3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5頁。

  [39] 班固：《漢書》卷四十九《袁盎晁錯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303頁。

  [4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頁。

  [41]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5～4236頁。

  [42] 關於司馬遷的生卒年問題，歷史學界有多種說法，迄無定論，作者姑取此說。

  [4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0～3971頁。

  [4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8頁。

  [45]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3頁。

  [46] 參見程金造：《史記名稱解》，《史記管窺》，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40頁。

  [4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48]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001頁。

  [49]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7頁。

  [50]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3984頁。

  [51]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三《禮書》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369頁。

  [52]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後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從此說。

  [5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6]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5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3、3998頁。

  [58] 參見《史記》各篇後論（即「太史公曰」），司馬遷往往於「余讀」某書、「余觀」某書中，道出其所參考的種種文獻。

  [59] 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飲冰室合集》第六冊專集七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9～20頁。

  [60]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45頁。

  [61]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24頁。

  [62]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90頁。

  [63] 司馬遷：《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15頁。

  [64] 司馬遷：《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41～542頁。

  [65]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06頁。

  [66]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6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763頁。

  [68]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5頁。

  [69]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676～1677頁。

  [70]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364頁。

  [71]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83頁。

  [72]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491頁。

  [73] 司馬遷：《史記》卷十一《孝景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64頁。

  [74]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403頁。

  [7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504頁。

  [76] 司馬遷：《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16頁。

  [7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84頁。

  [78]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603頁。

  [79]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後論：「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司馬遷認為那是久遠的古代了。

  [80] 司馬遷：《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18頁。

  [81]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41、3981頁。

  [82] 司馬遷：《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829頁。

  [83] 司馬遷：《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15頁。

  [84] 司馬遷：《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序：「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今從《自序》。

  [85] 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44頁。

  [86]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90頁。

  [87]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438頁。

  [88]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後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30～1731頁。

  [89] 《周易正義·繫辭下》，《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6頁。

  [90]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8～2519頁。

  [91] 如《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後論：「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史記》卷二十六《曆書》序：「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但這不是《史記》思想的主流。

  [92]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5頁。

  [93]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74頁。

  [94] 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44頁。

  [9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999頁。

  [96]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3頁。

  [97] 司馬遷：《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618頁。

  [98] 《後漢書·班彪傳》、《史通·古今正史》作「後傳」，據《班彪傳》所載班彪「略論」，當作「後篇」；《古今正史》謂65篇，不知所據，不取。以下同引《後漢書·班彪傳》者，不另注。

  [99] 班固：《漢書》卷一百上《敘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05頁。以下同引《漢書·敘傳上》者，不另注。

  [100] 參見《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出版說明」。

  [101]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784～2785頁。

  [102]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頁。

  [10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6頁。

  [104] 班固：《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61頁。

  [105]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補遺《又與史余村》，《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4頁。

  [106]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71頁。

  [107] 參見范曄：《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7～138頁。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73頁。

  [108] 班固：《漢書》卷八《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2頁。

  [109]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59頁。

  [110]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5頁。

  [111]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6頁。

  [112]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60頁。

  [113]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7～2738頁。

  [114]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頁。

  [115]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二，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9頁。

  [116]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3～336頁。

  [117] 參見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7頁。

  [118] 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三史略》29卷，至唐初仍行於世。參見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雜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1頁。

  [119] 荀悅：《漢紀》卷一《高祖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120] 荀悅：《漢紀》卷三十《孝平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47頁。

  [121] 荀悅：《漢紀》卷一《高祖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122] 荀悅：《漢紀》卷二十五《孝成皇帝紀二》，《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37頁。

  [123] 荀悅：《漢紀》卷二十八《孝哀皇帝紀上》，《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92頁。

  [124] 荀悅：《漢紀》卷十六《孝昭皇帝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89頁。

  [125] 荀悅：《漢紀》卷二《高祖皇帝紀二》，《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6頁。

  [126] 荀悅：《漢紀》卷八《孝文皇帝紀下》，《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19頁。

  [127] 荀悅：《漢紀》卷六《高后紀》，《兩漢紀》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86頁。

  [128]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129]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十二《李大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388頁。

  [130]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王政親政以後、秦統一六國之前，從時間上劃分，應屬於先秦時期著作。但從其內容和思想來看，則反映了統一趨勢中秦國所處地位的政治需要，又與《淮南鴻烈》為同類之書，故置此簡論之，《淮南鴻烈》面世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40—前135）。

  [131]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頁。

  [132]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030頁。

  [133] 《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內》21篇，《淮南外》33篇。此所謂《內篇》，即今《淮南鴻烈》21卷。

  [134] 班固：《漢書》卷四十四《淮南王安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41頁。

  [135]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136]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十六《雜說上》，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8頁。

  [137] 劉知幾：《史通》卷十七《雜說中》，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9頁。

  [138] 班固：《漢書》卷六十六《公孫賀傳》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03頁。

  [139] 參見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序及卷三十六《楚元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1、1967頁。

  [140] 參見魏徵等：《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三》雜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06頁。

  [141] 今存10卷，以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本為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42] 應劭：《風俗通義序》，《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8頁。

  [14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八《應奉傳》及其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14、1622頁。

  [144]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其主要活動約在東漢初建武年間，所撰《吳越春秋》，記春秋末年吳越兩國爭霸事，原為12卷，今存10卷。今有多種點校、譯註本。

  [145] 已佚，有輯文，參見應劭：《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