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國歷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

  一、史官制度的演變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史官，這是同西周末年以後各諸侯國國史的撰寫相關聯的。《左傳·昭公二年》記晉國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69]這說明史官又有保管歷史文獻的職責。春秋時期著名的史官，晉國有董狐、史墨，齊國有齊太史、南史氏，楚國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筆直書而被孔子稱為「古之良史」，孔子盛讚其「書法不隱」的精神。齊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樣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又「以朝夕獻善敗」於楚君，使楚君「無忘先王之業」，而被譽為楚國一「寶」[70]。他是一位知識淵博、通曉治亂興衰之理的史官。處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對歷史變化有深刻認識的史官，他說過這樣的名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71]這些史官的思想和業績，對中國史學的發展都有不小的影響。又如「君舉必書」[72]這樣的優良傳統，也是在春秋時期逐步形成的。隨著各諸侯國政權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貴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晉大夫趙簡子的家臣，他的職責是「墨筆操牘，從君之過」[73]。晉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筆事君」[74]。秦、趙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秦王、趙王會於澠池。秦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75]秦國還有太史令之職。史載，秦太史令胡毋敬以秦篆撰《博學》七章。[76]先秦史官，名稱繁多，職掌亦甚廣泛，由漢至唐，又有許多變化。

  漢承秦制，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繼其任。司馬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遷卒，知史務者皆出於他官，而太史不復掌史事，僅限於天文曆法職掌範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後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係。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台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並增設佐著作郎八人，隸屬秘書。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於魏、晉而有所損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77]。其間，關於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於規範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史館工作，並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於門下省置起居郎，後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於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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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而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複。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