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最後，我們要簡括地說明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這更是討論中國史學史研究對象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史學史」這個概念被明確提出來，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這要歸功於梁啓超。[41]但中國史家（不限於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卻由來已久，有漫長的歷程和豐富的內涵。20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關於「中國史學史之史」的討論，似未引起人們更多的重視，因而未曾深入展開討論。其實，從中國史學史研究對象來考察的話，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討論，它表明了中國史家的史學史意識的悠久、豐富和深刻。[42]這裡，我不來重複有關的論點，而是著重從史學史意識發展的軌跡所表現出來的若干特點，講一點新的認識。

  說到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從比較明確的意義上看，班彪當為前驅。他在續《太史公書》（《史記》）而作「後傳」時，曾「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所論從《詩》、《書》到國史，從《春秋》到《左氏傳》和《國語》，從《世本》到《戰國策》，從《楚漢春秋》到《太史公書》，他都講到了，並由此得到這樣的認識：「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43]可以認為，班彪的史學史意識不僅是明確的，也是比較突出的。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史傳》，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新進展。此篇前一部分簡述了先秦、秦漢、三國兩晉時期的歷史撰述，後一部分討論了歷史撰述同政治的關係、史書體裁的創建與演變、撰史的「實錄」精神和「信史」原則，以及史家的博識和文采，它包含了對史學之歷史的追尋和對史學之內涵的分析。《隋書·經籍志二》以分類為基礎，考察了歷史撰述的源流與存佚，是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又一種重要的表現形式，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盛唐時期的劉知幾在史學史意識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覺性，《史通》以「史」和「通」連用而名書，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說：「史之稱通，其來自久。」[44]可見，他是很看重這一點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體》、《雜述》等篇，是互有聯繫的、頗具規模的史學史論著。《史官建置》於篇首稱：「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於篇末稱：「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古今正史》於篇末也說：「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這都是極明確的史學史意識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許多篇目是論述史書的體裁、體例，而這些論述也反映出作者之歷史考察的意識與方法。晚唐人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45]，時人劉軻有《與馬植書》，稱：「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於是依次列舉言東漢、言國志者、言晉洛京史、言江左史者、言宋史、言齊史、言梁史、言陳史、言十六國史、言魏史、言北齊史、言後周史、言隋書、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46]從《隋書》志、劉知幾到劉軻，可以看到唐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之清晰的軌跡。

  宋代學人的史學史意識的發展又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在認識上的明確和撰述上的豐富。如北宋王欽若等編纂的《冊府元龜》這部大類書，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為「國史部」，凡9卷14目，在分類的基礎上，匯集歷代修史的恆情及其異同的有關記載，而《國史部·總序》則是一篇關於歷代修史制度的論綱。又如南宋高似孫撰《史略》一書，其自序稱：「太史公以來，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至於老蝕半瓦，著力汗青，何止間見層出，而善序事、善裁論，比良班、馬者，固有犖犖可稱。然書多失傳，世固少接，被諸簽目，往往莫詳，況有窺津涯、涉閫奧者乎！乃為網羅散佚，稽輯見聞，采菁獵奇，或標一二，仍依劉向『七錄』法，各匯其書而品其指意。」所謂劉向「七錄」，疑是劉歆《七略》之誤，此書凡6卷，卷一述《史記》與研究《史記》之書，卷二述《漢書》以下至《五代史》歷代正史，卷三述《東觀漢記》及各種編年體史書，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鈔、史評、史贊、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鑑》等，卷五述霸史、雜史等，卷六述《山海經》、《世本》、《水經》、《竹書》等。高似孫自稱此書是仿劉氏校書而作，當屬於歷史文獻學性質。然《史略》的書名表明，這是一本關於史學之要略的書；具體說來，它是一本以分類為基本體例的史學簡史。[47]稍早於高似孫的洪邁，雖未寫出類似《史略》的專書，但他的史學史意識卻是十分鮮明的。他寫出了《歷代史本末》的專篇，從諸侯國史、《春秋》、《左傳》，到新舊唐、五代史，都有簡括的敘述。其篇末寫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48]這種以答問形式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表明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加自覺、更加深入了。洪邁還撰有《九朝國史》、《四朝史志》的專篇[49]，可視為較早的斷代史學史論綱。宋代還有一些書評家如晁公武、陳振孫、葉適等，他們在各自的著作《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習學記言序目》中對歷代史書的評論，也都建立在對史學發展之認識的基礎上。這種情況，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而成為一大總結。

  清人在史學史意識發展上的顯著特點是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在這一點上，他們繼承並發展了劉知幾、鄭樵的遺風。其可論列者甚多，而章學誠、趙翼尤為突出。章學誠論史學以理論分析見長，而他的理論分析往往是同史學史意識結合在一起的。他說「六經皆史」[50]，不僅僅是說明經史關係，也是在探索史學的源頭。他闡述「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的異同，是要說記注與撰述的變化及其對史書體裁演變的影響。[51]他說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是為闡明「專門之業，別具心裁」的重要，認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應「義例所通」[52]，「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53]這都是把史學的歷史同史學的理論結合在一起闡述的。趙翼是一個有理論深度的考史學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記》不僅是傑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學史意識的發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稱：「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54]後人由此概括此書「每史先考史法，次論史事」[55]。從今天的史學史研究來看，這是從對史書編纂歷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對客觀歷史的考察與對史學社會作用的考察，是一種深層的史學史意識的反映。正如錢大昕評論此書所說：「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樂道其長。」這個評價，對今天的史學史研究也還是有啟發的。值得注意的是，錢大昕還從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後經與史的關係變化上，嚴厲地批評了重經輕史的傾向，指出：「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懼門弟子之泛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為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為言之，而空疏淺薄托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玄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實非正也。……若元、明言經者，非剿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即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56]這一方面是從經與史的歷史命運的不同考察了史學的社會地位，一方面則指出了重經輕史傾向的錯誤。錢大昕的這些話是嘉慶五年（1800）寫的，40年後爆發了鴉片戰爭；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裡，經學的空疏進一步暴露出來，而史學則在救亡圖強的民族大義的歷史潮流中發揮著作用，經受著考驗，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這個事實證明了錢大昕從經、史地位的升降來看待史學發展確是卓見。

  20世紀初，即在錢大昕提出上述見解之後約一百年，梁啓超發表了《新史學》，無情剖析「中國之舊史」，力倡建立「新史學」。這種要求變革史學的思想所反映出來的史學史意識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0多年後，梁啓超作為中國史學上率先提出「史學史」是一種文化專史之觀念的史家，就怎樣研究和撰寫「中國史學史」問題，發表了具體的、創造性的見解，從而為中國史學上之史學史意識的發展畫上了一個句號，也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寫下了開創性的一頁。[57]從世界範圍來看，在此期間，已經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學史著作先後問世，如德國歷史學家佛特的《近代史學史》（1911）、英國歷史學家古奇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1913）、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1915）、德國歷史學家里特爾的《歷史科學的發展》（1919）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58]由此可見，具有豐富的史學遺產和深刻的史學史意識的中國史學，從20世紀初開始，在史學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處在世界同行的後進地位了。

  中國史學史作為中國歷史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支學科，從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了它的艱難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