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一、「史」的含義的演變：史官、史書、史事

  研究和講述中國史學史，處處都會碰到一個「史」字，而不同時期的「史」，含義並不一樣。前人如梁啓超並沒有十分關注這個問題，而金毓黻撰《中國史學史》時，則對「史字之義」，詳為考證，先後引證《說文》、江永、吳大澂、王國維諸說，又據《大戴禮記》及其註疏和黃以周之論，認為古代史官「左史」即是「內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證《漢書·藝文志》所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可信，並列出詳細的《古代史官表》。[1]其後劉節講授中國史學史，專有《釋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礎上進而對「史」的意義及簡冊制度的形成，做了考證，認為周代晚期，「出現正式的簡冊制度」；又據朱希祖說，認為中國古代史官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官之史，一種是書記官之史」[2]。他們的考證足以表明，「史」的古義是史官，且職掌範圍很廣。正如王國維所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者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3]這兩段話，已經把「史」的本義說得很清楚了。諸家考證，大抵不出其範圍。

  這裡所要闡明的「史」的含義的演變，是在「史」為官稱尤其是史官之稱的基礎上，人們又如何不斷賦予它以史書（史籍）、史事、史學等含義的發展過程。白壽彝先生指出：「從用以稱史官的『史』，到用以稱歷史記載的『史』，不知要經過多少年代。」[4]這是從史學發展上明確提出了「史」的含義之演變的問題。本文將著重考察用以稱作史書（史籍）的「史」和用以稱作史事（客觀歷史運動）的「史」的由來。秦以前，「史」一般還是指史官。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史不絕書」，即指史官沒有中斷過記載之意。《論語》中有孔子所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以及後來孟子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所謂「史之闕文」、「其文則史」中的「史」也當是指史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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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賦予「史」以史書的含義，是比較靠後的事情。「史記」一詞的出現，可能是較早的對於史書的泛稱，時在秦漢之際。《呂氏春秋·察傳》記：「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6]這在古書傳抄之誤上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現的把「史」與「記」結合起來稱作史書的例證之一。又如司馬談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7]司馬遷說到孔子作《春秋》和秦的文化政策，也一再稱說「史記」，他寫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魯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8]。這裡說的「史記」，即指史書而言。《漢書》所言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9]，「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10]，這裡提到的「史記」也都是指史書而言。三國以後，以「史」稱史書的情況多了起來。孫權自稱：「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他還希望呂蒙「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三國吳人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11]、張溫則撰有《三史略》[12]。西晉史家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於序中說：「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13]「三史」，是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部史書。到了晉人杜預撰《春秋左氏傳序》時，文中所說的「史」、「史記」、「國史」、「舊史」等，多指史書而言，而且也確用了「史書」一詞。他這樣寫道：「其（按指國史——引者）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魏、晉以下，稱「史」為史書之意或直接稱說「史書」的也就逐漸多起來了。如南朝宋人范曄自稱「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14]。他說的「史書」比杜預所說，視野上更開闊了。

  古人賦予「史」以史事即客觀歷史的含義，是更加靠後的事情。當然，人們關於史事即客觀歷史的觀念的產生卻是很久遠的，當在史官、史書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就已經存在了，這從人們在遠古傳說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蹤影中可以得到證明。但是在史官、史書產生以後，人們對於史事在觀念上的概括卻經過了更長久的年代。如果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15]，其「動」、「言」還只是所書當時之事的話，那麼，「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彰往而察來」[17]，「述往事，思來者」[18]，這裡說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統稱的「往」，當指史事而言。這同孟子說的「其事則齊桓、晉文」中「事」，是同一含義。以至到司馬遷那裡，凡對於史事的稱說，大多還沒有採用與「史」字有關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這樣一些概念：「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19]，「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20]。所謂「時事」、「行事」都是說的史事。東漢末年荀悅著《漢紀》，其所用語，仍無明顯變化，他在此書前序中所說的「華夏之事」、「四夷之事」、「質之事實而不誣」、「雖雲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其中「事」、「事實」、「本末」，無疑都是就史事說的；這同他在此書後序中說的「以綜往事」、「綜往昭來」中的所謂「往事」、「往」一樣，其本義是相同的。總之，直到漢晉時期，還很少見到人們賦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觀歷史的含義，而是用「事」、「時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這種情況到了盛唐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是以「史」為客觀歷史的觀念逐漸明確起來了；二是以「史事」這個概念來泛指客觀歷史的情況也出現了。《隋書·經籍志》的作者在講到《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相繼問世後寫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21]聯繫上文所論諸家撰述由來，可知所謂「一代之史」是指一個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觀歷史過程。劉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敘述了歷代史的撰述概況，如「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以及「齊史」、「梁史」、「陳史」、「十六國史」、「元魏史」、「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高齊史」、「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雲」、「宇文周史」、「隋史」等。這裡所說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們所經歷的歷史過程；這裡所說的某家為上、某書為主，無疑都是指的歷史撰述。應當說，這在史學觀念上是很大的進步。與此同時，人們也逐步把「史」與「事」結合起來而運用「史事」這個概念，以泛指客觀歷史或史書所記之事。唐高宗有簡擇史官的詔書，其中說道：「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輯疏舛，亦恐漏泄史事。」[22]這裡說的「史事」，其意已近於現今史學中所謂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