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我和中國史學史研究

  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肥東縣巢湖之濱的一個農村里。幼時因家貧未能讀書，跟隨母親做一些簡單的家務和農活。十歲時，在鄉村私塾念了幾個月書，並學習寫大楷、小楷。這幾個月的私塾經歷對我是很寶貴的，一則是我開始接觸書本，再則是我感受到讀書是多麼重要。不久，我又輟學了。1950年初，家鄉實行土地改革，我們家裡也分得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組。就在這時，我離開家鄉到南京求學。

  在南京，我寄居在叔父家中。因得到鄰居家一個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小孩的熱心幫助，經過一個夏天的努力，這年秋天，我插班考入了白下區游府西街小學四年級，從此開始了我的正規的讀書生活。三年小學時期，我讀了不少小說，其中蘇聯小說讀得最多，於是夢想將來也當一個作家。

  一

  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學，並於1956年7月初中畢業時被保送進入本校高中。這樣，我在南京一中度過了六年中學時代。在中學，我依然酷愛文學，希望將來從事文學創作。高中時，教我們文學課（當時，我正趕上語言、文學分科的實驗時期，故有文學課）的老師朱希平老先生，講課很認真，很投入，又吸引人。有一次，他出一道作文題：《孔雀東南飛》讀後有感。後來，他在我的作文上寫了這樣的批語：「分析深刻，語言流暢，可另紙抄寫，向報刊投稿。」我沒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卻從中受到了很大的鼓勵，似乎自己將來真的可以去做一個文學創作者了。高中畢業前一年，同學們偏科的現象非常突出，文科課程越來越不受重視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有兩次在歷史課的小測驗中得了滿分5分，引起了老師的注意。於是，在填報高考志願書的時候，我寫上了歷史專業，把新聞專業反倒填到歷史專業的後面去了。

  1959年9月，我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從我們這一屆起，歷史專業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五年中，除學習必修的基礎課，我們還學習了一些選修課程。在基礎課中，我偏好中國古代史、中國史學史；在選修課中，我選了「先秦史」和「《三國志》研讀」。這對我後來的教學和治學，都有極大的影響。我偏好中國古代史課程，這同我小學、初中階段讀了一些古典小說，高中時又讀了一些其他的古典文學作品有關。「中國史學史」由白壽彝先生講授，這是一門新課，白先生又講得有理論色彩，所以對我很有吸引力。趙光賢先生開設的「先秦史」、何茲全先生開設的「《三國志》研讀」兩門課，都同中國古代史相關聯，我自然不願意錯過學習的機會。在五年的本科學習中，我從許多老師那裡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說是終生受用的；其中，白壽彝先生、趙光賢先生、何茲全先生給予我的教益最多。白先生後來是指導我讀研究生的導師，對我的影響最大。趙先生指導我的學年論文、畢業論文《論春秋時期各族的融合》，在如何搜集和運用文獻資料方面，給予我不少指導和幫助。這篇論文是1964年寫成的，而在經歷了17年之後得以在雜誌上發表出來，這是趙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的。當我把載有這篇論文的雜誌送給趙先生時，他的高興和感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我聽何先生講「《三國志》研讀」這門課時，隨手在書上記下何先生講的一些論點。這部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一直留在我的身邊。1985年，我在治學中偶有所感，憑藉當年在書上所記下的那些論點，寫了一篇文章《怎樣講授史學名著——記何茲全先生講〈三國志〉》，發表在《河南大學學報》上。我寫此文的本意，是想借著介紹何先生講《三國志》，說明歷史專業學生研讀史學名著的重要。後來我得知，史學界有兩三位朋友，在讀到這篇文章後，也開設了「《三國志》研讀」這門課。對此，我自然感到欣慰。30多年過去了，如今，我仍然可以時時得到這幾位年事已高的老師的教誨，我想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二

  大學本科五年的學習，使我已經不再想著去做一個文學創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準備做一個史學工作者。1963年10月，國家計委下達文件，鼓勵應屆本科畢業生報考研究生。經過反覆考慮，我報考了白壽彝先生為導師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

  那時報考研究生要考六門課程，其中有語文一門。而語文中除語文知識外，主要是寫出一篇作文。我還清楚地記得有兩個作文題，答題時任選其中之一：一個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為什麼要重視語言修養」，一個題目是「展望我國的科學（可結合報考的專業論述）」。我們同班和我一齊報考中國史學史專業的一位同學選擇了前者，而我選擇了後者。我的題目是《展望我國的科學——談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興起》。記得當時我所寫的內容，大意是說中國史學素來發達，而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則相對滯後，1961年以來關於史學史研究對象、任務的討論，預示著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興起，這對於我們研究、認識中國史學遺產有重要意義。後來，白先生曾對我說，我的那位同班同學的作文和我的作文，在本考區內都獲得了高分，我當然把它看作一個激勵。我想，這或許就是我走上中國史學史研究道路的一個思想準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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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9月，我開始了攻讀研究生的學習階段。在白先生的指導下，我的第一門課程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批判繼承歷史遺產的理論」。在反覆研讀毛澤東同志的有關論述的基礎上，我們展開討論，共同切磋，然後寫出小結性的論文。至今回想起來，這一門課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擁有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應有足夠的認識，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區分精華和糟粕，不能兼收並蓄，更不能全盤否定；三是批判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對於當前的歷史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可以說，30多年來，我始終恪守這些原則和信念，它們已成為我的歷史觀點和治學準則的根據。這個時期，我還就《史記》《漢書》的評價標準問題進行了探索，著重思考了《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認為應當把歷史觀的比較及評價與編纂學的比較與評價加以區別，既不應混為一談，也不應相提並論。我把這篇習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這篇文章雖然沒有被發表，但我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在理論上還是有收穫的，因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年後，當白先生把它交還給我時，我看著發黃的稿紙，回憶當年的情景，尤其是經歷這麼多年它在白先生那裡被保存下來，真是感慨萬千！

  1967年，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當時稱通遼師範學院）工作，一干就是13年。1980年，白先生創辦了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翌年，我被調回母校，在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以至於今。

  在讀研究生期間，特別是1981年到史學研究所以來，在治學方面，我所受到的來自白先生的教誨是多方面的。細想起來，最重要的有三個方面。

  第一，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白先生非常重視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歷史，這是他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追求。在這個問題上，白先生給了我極深刻的教育。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我們首先要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同時，我們也應該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新的理論創造。我想，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很深刻的理解。這種理論上的堅定性和創新精神相結合，是對待理論指導的辯證態度，是理論上有生命力的表現。

  第二，重視發現新問題，說明新問題。白先生認為，創新的學術才有生命力。對於讀書、治學、寫文章，他都強調發現、提出、說明新的問題。因此，他從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見解，一旦有了新的認識，即以其補充甚至修訂過去的認識，他認為這也是發展。不囿於前人的陳見，固然不容易，不囿於自身的陳見，就更不容易了。這種治學態度，總是催促著自己自我更新，不斷進步，永無止境。

  第三，重視文章表述的平實和精煉。他不贊成煩瑣的考證，認為選用最關鍵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贊成獵奇和對於孤證的誇張，認為一般說來，還是要靠基本材料來說明問題。他主張力戒浮詞，同時也不贊成刻板，提倡準確、凝練、明白的文風。

  此外，還有一條最重要的原則，即史學工作同社會的關係。白先生始終恪守這樣一個信念：史學工作者應當出其所學為社會服務，這是史學工作者的時代使命，也是史學工作者自覺地參與當前的歷史運動的重要途徑。

  總之，不論是治學還是做人，我從壽彝先生那裡所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難忘的。雖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夠，但我始終非常珍惜這些教益。

  三

  我真正著手研究中國史學史，始於1977年，至今已近30個年頭了。回顧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史學史這個領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認識過程和發展階段。

  （一）從研究斷代史學入手，以取得一個研究上的立足點

  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內容非常豐富的專史，需要接觸許多原始文獻，而一個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為了避免淺嘗輒止、游離無根的弊端，我經過大約一年時間的思考和準備，下決心把研究唐代史學作為我的研究工作的出發點。我做出這種選擇，一是我對唐代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二是唐代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轉折，如設館修史、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的出現、典制體通史的問世、各種體裁通史著作的復興和創造、歷史筆記的崛起，等等；三是以往關於唐代史學的研究成果甚少，大多都還是有待填補的空白。當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資參考者不多，自然給研究工作帶來不少困難。但這種困難比起那種希望能夠去進行開拓的激情，就是第二位的了。因此，當時我是抱著「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決心，開始對唐代史學進行研究的。大致經過十年的積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學論稿》一書，也給了我兩點收穫。第一，對於唐代史家群體的思想、活動、成果，對於唐代許多歷史著作、史學評論的產生、內容、觀點，有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和全面的認識，初步把握了其中發展的脈絡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啟下中的作用。第二，對於唐代歷史發展同唐代史學發展的相互關係形成了比較具體的、深刻的認識，如唐代的政治統一局面、唐代的門閥制度、唐代中後期的藩鎮割據等如何影響到唐代史學的發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關於「封建」的討論對於在思想觀念上維護國家統一所起的積極作用，《貞觀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問世對於當時政治生活的積極影響，民族史和域外記載的增多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加深了人們對國家和世界的認識，而譜系之學的發展則延續著人們的門閥意識、影響著當時的社會風氣，等等。我認為，有了這兩個方面的收穫，才談得上對唐代史學有了初步的認識，才算得上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裡有了一個立足點，當然也是繼續前進的出發點。

  我在唐代史學研究方面的另一個成果，是於1996年出版了《杜佑評傳》一書。杜佑宦海生涯60年，以36年時間撰寫成第一部典制體通史——《通典》。這發生在安史之亂之後，絕不是偶然的。杜佑及其《通典》之所以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是杜佑的明確的經世致用思想，即「所撰《通典》，實采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這在中國史學上是第一次；二是《通典》分九門，而以《食貨》為之首，以及九門的邏輯結構，反映出他對國家政權職能的合理認識；三是杜佑的樸素進化觀點的多方面表現，具有較高的歷史理論價值。此書的撰寫和出版，進一步加深了我對唐代史學和史學名著的認識。

  （二）著意於「通」的追求，以便對中國史學史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這是向著研究工作的深度、廣度發展的前提

  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專史，而對於專史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某一個斷代的認識上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因為：不「通」，便不能縱觀全局，看清脈絡，揭示規律，從根本的意義上認識中國史學史；不「通」，便不能對局部做出準確的認識和恰當的評價，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誤區，此乃學術研究之大忌；不「通」，就難以深入到理論層次，而缺乏理論上的綜合便會影響到學科建設的發展；不「通」，也不符合中國史學之「會通」的傳統。基於這些認識，我是有幾分自覺而著意於「通」的追求和努力。不論我事實上達到何種程度，我以為這種追求和努力是正確的。

  在「通」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是很艱難的，我時時感到力不從心。一是中國史書汗牛充棟，一生當中讀不了多少，這裡就有選擇上的難度；二是自己功力不足，對不少歷史著作理解不深，難以揭示其要義。儘管如此，只要方向對頭，就應堅持去做。因此，我逐步地把自己的視野拓展到唐代史學以外，並逐步地拓展到古代以外，涉及近現代。1992年，我出版了《中國史學散論》。這是一本論集，其時限上起先秦，下迄當代；其內容則有史學史方面的專論，也有從宏觀上對一些理論問題的闡述。這本書的出版使我在兩個方面增強了信心：一是對有些理論的闡述（如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傳統史學的現代價值等）受到史學界不少朋友的關注，二是「通」的追求和努力確在不斷提高我對中國史學史的認識。在這種心情驅動下的攀登，雖然很艱苦，但總是很有興味的。1994年，十卷本的《中華文明史》出版，其中起於先秦、迄於清末的史學史各章，是我在「通」的追求方面的又一成果。在這一撰述過程中，我力圖把史學同時代的關係和史學自身發展的特點結合起來，既反映出史學史發展的總的脈絡，又顯示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獨特面貌。例如，我從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特點和史學特點中，概括出「史學的多途發展」，從明代社會特點和史學特點中概括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等認識。這似乎多少有一點自得之學的意境，但總的說來，如前所述，在我做此種努力的過程中，甚感自己功力不足。我時時在想，對於中國史學史的「通」的追求，應當是終生努力的目標。學無止境，這是真理。

  （三）向理論方面提高，探索學科建設的重大問題

  中國古代史學有豐富的史籍、多樣的體裁、生動優美的表述，為世所公認。但是，它有沒有理論呢？這個問題長期困惑著人們。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國性的史學討論會上，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以描述見長，沒有理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提出了中國史學上的五次反思說（此說發表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解放軍報》《文匯報》《新華文摘》等七家報刊予以轉載），但卻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據來證明中國古代史學也有自己的理論；因此，我只能承認還有待於研究。這件事情給了我很大的刺激，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要十分關注理論問題。1992年，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首次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表較系統的認識。這篇論文的基本觀點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創造出來以前，人們就有了歷史意識；有了文字以後，人們的這種歷史意識便通過歷史記載、歷史撰述保存下來。這一點，過去人們都講到了。當著歷史記載、歷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積累，人們便開始了對它們和它們的作者進行評論，於是便形成了史學意識；這種史學意識的發展，啟發著人們對史學工作改進、發展的要求，這就是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史學意識、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啟發著史學批評的展開；而史學批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的問題的積累與深化，便促進了史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概括說來，就是這樣一個演變過程：歷史意識—史學意識—史學批評—史學理論。當然，這個演變過程不能脫離人們對客觀歷史的認識，這是毋庸置疑的。回想起來，這篇論文大致反映了我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認識。當然，這個認識只是粗線條的，它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化，並取得具體的表現形式。1994年，我出版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可以被看作這種深化的一個階段，這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之一。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是一本帶有開創性質的書，以前還沒有類似的著作。本書涉及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一些主要範疇，如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直書、曲筆、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學批評的標準、原則、方法，還涉及史學批評的主體把握和社會效果，以及史學批評對史學理論的發展以至於史學的發展所起的作用等問題。

  我之所以確定要寫古代史學批評方面的問題，在認識上是有一個不斷積累和發展的過程。歸納起來，大致有這樣幾點認識。

  第一，中國古代史學評論著作（如《史通》《文史通義》）素有盛名，多為人們所稱引，因而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中國古代史家和學人關於史學評論方面的論著或言論，是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其真知灼見、發展歷程，並不是這兩部名著所能代替的。古代的歷史撰述、史學論著、文集、筆記中，多有史學評論的閃光思想。這是一筆豐厚的史學遺產，只因我們注意不夠，或是缺乏自覺的系統發掘、整理、闡釋，故這一寶藏尚未充分顯露出它的光華。這是需要我們努力去發掘的。

  第二，我在研讀古代歷史撰述、史學論著過程中，獲得一個不斷明確起來的認識，即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除了歷史的、社會的推動之外，史學評論或史學批評作為史學自身的反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中國古代史學評論或史學批評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

  第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歷史學界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方面研究的不斷深入，要求我們進一步從理論上去認識和總結中國古代史學，擷其成果，為豐富和發展當代史學理論提供借鑑，這是史學理論建設上的繼承與創新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年來，我逐漸領悟到、認識到，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雖非全然是但卻往往是在史學批評中實現的，並取得了自己的表現形式。極而言之，不能脫離研究史學批評問題而探討中國古代史學理論。

  這本書出版後，在史學界有較大的反響，幾家報刊發表了評論，認為它開拓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領域，提出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一種新的模式，對促進史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當代史學批評理論的建設，有比較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在向著理論方面提高的思考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是我時時都會碰到的，即史學究竟有什麼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史學著作的大量引進，人們可以讀到關於這個問題的種種解釋，同時也產生了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種種誤解（有些誤解至今仍然存在）。例如，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是「資治」史學、「勸誡」史學，因而在今天沒有什麼值得人們重視的地方。中國古代史學確有資治、勸誡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絕不止於此，它在今天也還有現實的價值。1991年，我發表了《傳統史學的現代價值》一文，從進取精神、凝聚意識、歷史智慧三個方面，論述了傳統史學中的優秀部分在當代的現實意義，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1994年，我出版了《歷史·現實·人生——史學的沉思》一書，這是專門論述史學社會功用的著作；這樣的著作似乎也不多見。這本書依據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試圖通過深入淺出的敘述和闡釋，來說明史學在人們思想歷程的發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說明史學同社會、文化、人生的關係，從而說明史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現實、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對於促進社會進步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本書首先論述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深刻歷史意識的偉大的民族，以及人們歷史意識的發展同人們社會實踐的關係，然後依次論述了史學與認識歷史、史學與社會進步、史學與文化發展、史學與人生修養、史學與歷史教育等問題。本書在理論上的特點是：強調人們的歷史活動是人們的歷史意識產生的前提，而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則是史學之社會作用得以發揮出來的前提。人們重視歷史，則不能不重視史學，其理固無疑義。

  這本書在推進人們對歷史科學與現實歷史運動之關係的認識方面，提供了理論上和歷史上的較有系統的說明，從而有助於提高人們對歷史科學與社會實踐之密切關係的認識和理解，進而對史學的社會功能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四）史學史與史學之理論的結合，史學史研究與現實歷史運動的結合

  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過程中，對這兩個結合是逐步認識到、逐步明確起來的。我認為，只有自覺地意識到這種結合的重要性，才可能做長期的努力，才可能有些許的積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最終應以此為歸宿。

  1998年4月，我的一本論集《史學與史學評論》出版。此書以其樸素的、平常的方式，表明了我對現實的歷史運動的關注，其中也包括對當前史學發展的關注。在這裡，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更能反映我的旨趣和追求。學術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不應當限於個人的範圍，它是同社會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基於這一認識，我把探索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本質同對當前史學工作發表評論性意見，看得同樣重要，並孜孜不倦地去從事這些工作。當我展讀此書之時，我的確有一種自我慶幸（不是自我陶醉）之感：我所從事的研究沒有脫離社會，沒有脫離他人，而是同社會聯繫在一起，同他人聯繫在一起。

  我的另一本書《史學志》（《中華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10月出版），是以中國傳統志書的形式來反映中國史學的歷史、理論之諸多方面成就的嘗試，其核心部分則是「史」的演進與「論」的展開相結合。本書包含的內容是：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機構、史書的內容和形式、歷史文獻整理和歷史研究方法、歷史觀念、史學理論、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優良的史學傳統。全書有史有論，論史結合。其中，「歷史觀念」及其以下各部分，在理論上的創穫顯得更為突出一些。概括說來，本書是一部旨在反映中國史學之面貌、成就與特點的著作。全書首敘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概述其產生與成「家」、發展與轉折、繁榮與嬗變、近代化趨勢與科學化道路之總的脈絡，上起先秦，下迄20世紀40年代。其後各部分內容是本書主體，即對中國史學之若干重要領域做歷史的與邏輯的論述：從史官、史家而及於修史機構，從史學成果的內容與形式而及於歷史文獻的利用與歷史研究的方法，進而及於歷史觀念的發展、史學理論的形成，最後以論述中國史學發展規律與優良傳統為殿。本書在關於中國史學發展的總相及其階段性特徵方面，在關於歷史觀念與史學理論的發掘、清理和闡釋方面，在中國史學的發展規律與優良傳統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見解，更多地反映出了許多年來我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的思考、積累所得。

  綜合以上所說，我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從斷代史學入手，著意於「通」的追求，努力向理論方面提高，致力於史與論的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中，有的問題是起初就有了自覺的認識的，有的問題則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自覺的認識的，而對有的問題或許至今尚無自覺的認識，還須繼續努力才能達到自覺的境地。

  四

  中國史學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學術研究一樣，不能不講究研究方法。然而，說到研究方法，我覺得很慚愧，一是不懂得新穎的方法，二是不精於傳統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補拙、自強不息的信念罷了。

  當然，這些年來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

  第一，對中國史學的認識，一定要建立在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的基礎之上。首先，一定的時代產生一定的史學，對時代特點認識不清，便不可能準確地闡說這個時代的史學特點。其次，任何關於史學的評價，歸根到底都是以歷史評價為前提。因此，要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有所創穫，就應當在認識中國歷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八九個年頭中，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我曾以此向白壽彝先生「訴苦」，說是耽誤了許多寶貴時間。白先生卻認為，不僅沒有耽誤時間，而且對研究中國史學史大有益處。事後，我才逐漸領悟到這話的含義和分量。因此，這些年來，我雖然不再講授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但卻仍然十分關注中國古代史領域研究的新進展，以便使自己隨時補充新知，使中國史學史研究與之相適應。

  第二，以研究一個時期或一個朝代的史學為立足點，進而向縱向或橫向深入發展，是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路徑之一。首先，中國史籍浩繁，任何個人都難以在短時間內展開全面的研究，勢必要有一個立足點，然後向外拓展。其次，對於一個時期或一個朝代的史學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獲得對史學之諸多重要問題的認識。以此為出發點，可收舉一反三之功。我以為，以研究一兩部史學名著作為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出發點，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很難全面反映時代與史學相互間的種種關係，從而局限了研究者的視野和思路，進而局限了研究者的發展前景。

  第三，對於一個時期或一個朝代的史學的研究，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編年。做編年有兩個好處：一是了解大勢，二是發現問題。我在研究唐代史學之初，先讀了有關的八九十種文獻，數易其稿，做了十幾萬字的唐代史學編年，於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學發展的脈絡，同時發現了二三十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其收穫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應當承認，這個方法很笨，但卻扎紮實實。南開大學楊翼驤教授編有《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現已出版第一冊、第二冊，足資參考：可以選擇與自己研究相關的時段，參閱原始文獻，重做一次，當大有裨益。

  第四，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專史，它同任何專史一樣，貴在通識。因此，對於任何時期之史學的研究，對於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據那個時期的歷史條件去評價，二是要置於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之中去評價，這樣才可能避免或減少片面與誇大，不至於在評價中否定前人、無視後人，產生這樣那樣的偏頗。中國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難以達到真正的「通識」。因此，「通識」只能是相對的，但「通識」的意識和要求，卻不可完全沒有。踏上走向「通識」的道路，沒有捷徑，多讀書、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最後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國史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為世界各國所僅有。中國古代史學遺產中，有些已經落後了，有些沒有繼承的必要了，但優秀的遺產仍然十分豐富，在當代仍然有活潑潑的生命力和現實的價值。因此，當我們還沒有認識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要輕易地發表議論，尤其不要輕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學，因為那樣做不僅顯示出自身的淺薄，而且無益於一般社會公眾。中國史學是中國歷史的記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神聖的；儘管它有缺點、有局限，但這並不能改變它的神聖性。

  作為近代學科史之一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是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提出來的，三四十年代是其草創時期比較活躍的階段，50年代相對沉寂，60年代初是草創時期又一個比較活躍的階段。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有了迅速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作為學科史的中國史學史進入了它的建設時期。這個建設時期還將繼續下去，不論是歷史的研究，還是理論的研究，都還有許多課題亟待進行，前面的路還很長。

  我的研究，只是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增添一磚一瓦而已。中國史學史學科大廈，要靠師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設起來。

  在今後的歲月里，我將致力於兩個方面的研究：一個方面是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再一個方面是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成就。我認為，這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來說，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課題，希望有更多的同仁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