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史學要論》
2024-08-14 18:33:25
作者： 瞿林東
1924年5月，李大釗（署名李守常）所著《史學要論》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史學要論》是李大釗系統地闡述他的史學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書凡六章，結構嚴謹，言簡意賅，具有理論的深刻與實踐的激情相結合的特點。
第一章論述「什麼是歷史」。其主要論點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歷史撰述所反映的「歷史」，並不等同於「活的歷史」，即客觀歷史本身。李大釗指出：「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歷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鑑》咧，乃至其他種種歷史的紀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只能說是歷史的紀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18]指出這種區別和聯繫，在理論上使人們懂得「歷史的本體」即「活的歷史」比歷史撰述所反映的內容更生動、更豐富，從而拓展了人們的歷史視野；在實踐上則使人們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歷史」之中，增強對於歷史的體察和責任。第二，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李大釗寫道：「這樣講來，我們所謂活的歷史，不是些寫的紀的東西，乃是些進展的行動的東西。寫的紀的，可以任意始終於一定的範圍內；而歷史的事實的本身，則永遠生動無已。不但這整個的歷史是活的東西，就是這些寫入紀錄的歷史的事實，亦是生動的，進步的，與時俱變的。」[19]第三，歷史是一個整體，是不可能割斷的。李大釗認為：「歷史是亘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20]全人類的歷史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論述「什麼是歷史學」。第一，關於「歷史學」的對象。李大釗寫道：「史學有一定的對象。對象為何？即是整個的人類生活，即是社會的變革，即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類生活及為其產物的文化。換一句話說，歷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21]李大釗對歷史學所做的這一定義，對人們認識歷史學的性質與作用，有深刻的啟示。第二，歷史學應著力於建立歷史理論。李大釗認為：在整理、記述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建立歷史的一般理論」，即歷史理論，才能使「今日的歷史學」成為歷史科學。這表明他在歷史學的發展上是一個高瞻遠矚的人。第三，歷史科學是可以建立起來的。針對當時的一種見解，即認為「歷史是多元的，歷史學含有多元的哲學」，因此「史學缺乏屬於一般科學的性質」云云。李大釗闡述道：「各種科學，隨著他的對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況人事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可全然同視，人事科學的史學與自然科學自異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謂史學缺乏屬於一般科學的性質，不能概括推論，就一般史實為理論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為不可。人事現象的複雜，於研究上特感困難，亦誠為事實；然不能因為研究困難，遽謂人事科學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將史實匯類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論定其一般的性質，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見其不能？」[22]各種科學「自異其趣」，都有自身的特點，史學亦然，歷史科學是可以建立起來的。這就是作者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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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論述「歷史學的系統」。在這個問題上，尤其值得注意兩點。第一，李大釗把歷史學劃分為「廣義的歷史學」與「最廣義的歷史學」兩個系統，而後者則包含前者。第二，作者始終重視歷史學的記述部分與理論部分的區別，如「廣義的歷史學」包含「記述的歷史」與「歷史理論」（亦稱「狹義的歷史學」）兩個子系統；又如「最廣義的歷史學」包含「普通歷史學」（即「廣義的歷史學」）、「特殊歷史學」「歷史哲學」三個子系統，其中「特殊歷史學」則又包含「記述之部」與「理論之部」兩個子系統，足見作者對理論部分的重視。從學科發展史來看，李大釗所構建的「歷史學的系統」，以恢宏的視野來觀察歷史學的內涵與外延，是一個創舉。
第四章論述「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這裡所論述的，是關於史學在科學史上之地位的問題。作者以歐洲為例，指出在中世紀以前，史學「幾乎全受神學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紀，隨著文藝復興的發展，近代科學的產生；其後又經許多人先後努力，「已於歷史發見一定的法則，遂把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歷史學遂得在科學系統中占有相當的位置」[23]。這就是說，只是當人們從歷史中發現了「一定的法則」時，歷史學在科學史上或者說在科學系統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對馬克思的有關理論做了如下的概括：「馬克思一派，則以物質的生產關係為社會構造的基礎，決定一切社會構造的上層。故社會的生產方法一有變動，則那個社會的政治、法律、倫理、學藝等等，悉隨之變動，以求適應於此新經變動的經濟生活。故法律、倫理等不能決定經濟，而經濟能決定法律、倫理等。這就是馬克思等找出來的歷史的根本理法。」[24]作者認為歷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科學，其主要根據即在於此。
第五章論述「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李大釗把與史學相關的學問劃分為六類，一一闡述。他認為，文學、哲學、社會學與史學的關係尤為密切，故擇出分別論述，而又以論述「史學與哲學」最為詳盡，足見作者的理論旨趣。
第六章論述「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關於這個問題，李大釗做了深刻而又精闢的論述。第一，史學對於人生有密切的關係。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歷史學是研究人類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自然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史學既能成為一種學問，一種知識，自然亦要於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來，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很大。」[25]第二，現代史學研究可以培養人們的科學態度和腳踏實地的人生觀。李大釗指出：「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亘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這一線貫下來的時間裡的歷史的人生，是一趟過的，是一直向前進的，不容我們徘徊審顧的。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返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我們既認定世界是進步的，歷史是進步的，我們在此進步的世界中、歷史中，即不應該悲觀，不應該拜古，只應該歡天喜地的在這只容一趟過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們的光明，將來有我們的黃金世界。這是現代史學給我們的樂天努進的人生觀。」[26]在李大釗看來，有什麼樣的歷史觀就會影響到有什麼樣的世界觀，進而影響到有什麼樣的人生觀。第三，歷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釗很深刻地闡述了這個道理，他寫道：「即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傑為國家為民族捨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亦能認識出來這一班所謂英雄所謂豪傑的人物，並非有與常人有何殊異，只是他們感覺到這社會的要求敏銳些，想要滿足這社會的要求的情緒熱烈些，所以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劇、壯劇。我們後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願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於是乎油然而起了。」[27]史學的魅力就在於此。歷史教育實在是一樁偉大的事業。
綜觀《史學要論》一書，並把它放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中加以考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認識。
其一，《史學要論》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最早面世的史學理論著作之一。它科學地、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學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比如關於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他如關於歷史觀問題、歷史理論問題、歷史學的系統問題、史學與哲學的關係問題、史學對於人們樹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的影響等，它都做了深刻的論述。這些，在中國史學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史學要論》是第一部從理論上開闢道路的著作，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理論上的奠基石。書中反映出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信念，對於史學的性質與任務的分析，對於史學之影響社會、人生的關注等，今天讀來，仍使人感覺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動。
在舊中國，《史學要論》因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得到廣泛流傳。在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於史學理論的研究不曾被提到應有的位置以及其他歷史的原因，《史學要論》也不曾有廣泛流傳的機會。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史學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始做深入的研究，隨著史學理論研究熱潮的興起，《史學要論》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地位才逐漸被人們所認識。1980年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印行《史學要論》，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史學論集》都收入了《史學要論》，《史學要論》才得以廣泛傳播開來。20世紀80年代初，白壽彝教授評價說：「《史學要論》是一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冊子，但這是為馬克思主義史學開闢道路的重要著作。這本小冊子凝結著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理論家對人類前途的真摯的希望。對於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來說，李大釗不愧是第一個開闢道路的人。」[28]
[1]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3頁。
[2]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5頁。
[3]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5頁。
[4]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8頁。
[5]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9、311頁。按：李大釗《史觀》一文，撰成於1923年，參觀《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307頁注文。
[6]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33頁。
[7]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3頁。
[8]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6頁。
[9]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6頁。
[10]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0頁。
[11]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6～357頁。
[12]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8頁。
[13]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5頁。
[14]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頁。
[15]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8～539、548頁。
[16]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43頁。
[17]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8～279頁。
[18]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6頁。
[19]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9頁。
[20]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2～363頁。
[21]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5頁。
[22]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0頁。
[23]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9頁。
[24]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92頁。
[25]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6頁。
[26]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8頁。
[27]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9頁。
[28] 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