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強烈的時代感和歷史使命感

  范老十分強調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思想。一部中國史學史表明，史學同社會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史學同政治也有緊密的聯繫。

  范老是一位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史學家，他力倡史學應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繫，以先進的史學為社會進步服務。1958年，他撰寫《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的文章。對於這個提法，今天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認識。但是范老提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強調重視史學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有針對性的，也是十分有意義的。他批評史學脫離社會的現象是一種「衰暮的現象」，是在「象牙之塔」研究歷史的現象。

  為了說明史學同社會的關係，尤其是同政治的關係，他例舉了《春秋》《史記》《資治通鑑》這三部影響很大的史書，指出：《春秋》是「整個封建時代的基本政治學」（范老是西周封建論的主張者）；《史記》的《今上本紀》《平準書》《封禪書》批評漢武帝，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資治通鑑》中的「臣光曰」，「哪一條不是談政治的？」因此，他認為：

  這三部最著名的史書以外，不論正史或野史，總是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寫成的。正史敘述一個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動，在敘述中就含有寫作者的政治觀點，更不用說，贊、評、論、史臣曰等等的專為褒貶而作。[13]

  他還指出，中國資產階級的早期代表人物章太炎、劉師培等，並無學術應該和政治分離的說法。

  范老所反覆強調史學與政治是有密切聯繫的這一論點，是十分正確的。在當今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史學應當同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史學不應同政治有任何聯繫，甚至認為史學與意識形態無關，等等。這些觀點，從史學史上是很難找到充分的根據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作《史學家和政治》；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個政治家的史學自覺——論唐太宗和歷史學》，都是試圖闡述史學同政治的關係，以及人們應當怎樣處理這種關係。我始終認為，對於這個問題，史學工作者不應採取否定的或迴避的態度，而應做深入的研究，從中找到合理的答案，以有利於史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至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儒法鬥爭史」的宣傳，那已經不是史學，那是政治，是披著史學外衣的政治。在這種政治之下，史學家被打倒，史學被踐踏。在這一點上，我們確有認真思考、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的必要。正因為如此，重溫范老的這些論點尤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