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史學與時代

  史學同社會有十分密切的聯繫，這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郭沫若創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一開始就自覺地認識到把研究中國歷史同中國革命任務密切地結合起來，從而把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發展到現代意義的高度，賦予它以嶄新的含義。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說：「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5]在大革命失敗後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於1929年寫出這些話，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對於「未來社會」的信念。歷史學的時代價值之高和社會作用之大，從郭沫若的這一論述中得到了極有力的說明。如果說郭沫若的文學作品、藝術創作，是時代的號角、歷史行程的記錄，那麼他的史著和史論，便是在更深層的歷史意識上揭示出時代的使命和未來社會的去向。

  郭沫若對史學與時代之關係的認識，蘊含在他的豐富的歷史撰述中，可以說他是真正繼承和發展了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之中」的歷史表述藝術。大凡站在時代潮流前頭的人，都會從他的歷史著作中得到啟迪，以至於引起思想上的震撼。他的著名史論《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澤東「當作整風文件看待」，被評價為「有大益於中國人民」，「精神決不會白費的」。這一事例，再一次表明郭沫若在史學與時代的認識上高出於他同時代的許多學人。即便是後人，如果不能從這一意義上去認識它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也是難得對它做出正確的評價的。1959年，郭沫若在講到「歷史研究的方向問題」時說：「在今天，作為學術研究總的方向來說，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史學研究的任務自然也不能例外。」[6]他的這個論點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許多具體的設想，在今天的史學工作中仍具有指導的意義和參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