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批判、繼承和創新

  郭沫若自稱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先後接受過「舊式教育」和「新式教育」[7]，並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由舊而新的轉變中，在從「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過程中，他一直在走著一條批判、繼承、創新的路。對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認識。他指出：「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不懂「國學」，當然談不上「跳出」；掌握了「國學」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它，就可能對國學有新的認識，進而提出創造性的見解。這裡包含著批判、繼承和創新的辯證法。郭沫若對古代社會的研究，目的在於探索「未來社會」的「去向」，即認為歷史、現實、未來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他研究古代學說思想，也基於這樣的認識，他說：「我是以一個史學家的立場來闡明各家學說的真相。我並不是以一個宣教師的態度企圖傳播任何教條。在現代要恢復古代的東西，無論所恢復的是那一家，事實上都是時代錯誤。但人類總是在向前發展的。在現代以前的歷史時代雖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經過曲折紆迴的路徑，卻也和蝸牛一樣在前進。因而古代的學說也並不是全無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匯在現代的進步思想裡面了。」[8]這是用思想發展的辯證法來說明對待思想遺產應取的辯證態度。郭沫若的史學實踐和這些理論性認識，對於當前的歷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關批判、繼承和創新的一些重要問題，依然有借鑑的作用。

  郭沫若的史學理論遺產，還表現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中如關於自我批判的自覺意識和理論勇氣，貫穿於他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的許多論著中，從而發展了中國史家重視自我修養的優良傳統，同樣值得我們認真地總結和繼承。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頁。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頁。

  [3]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9頁。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頁。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頁。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頁。

  

  [7] 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頁。

  [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