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

  人們認識歷史、研究歷史、解釋歷史，應當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在這個問題上，郭沫若走在他同時代的學人的前頭。這除了客觀歷史條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他在主觀上的努力也使他成了一位「先知」者。郭沫若認為，近代的科學方法，近代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他的歷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確立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是更重要的。他強調說：「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1]

  這種認識，給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膽識，把恩格斯作為自己的「嚮導」，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並把它稱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他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創造精神：「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2]他針對20世紀20年代「整理國故」的學術思潮，斷然認為，只有掌握辯證唯物論的觀念，才能對「國故」做出正確的解釋。1920年，李大釗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在歷史思想上率先提出唯物史觀對於研究歷史的重要，指出：「研究歷史的重要用處，就在訓練學者的判斷力，並令他得著憑以為判斷的事實。成績的良否，全靠所據的事實確實與否和那所用的解釋法適當與否。」[3]郭沫若所做的研究，正是這種開創性工作。他在20世紀20至40年代期間對於中國歷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對唯物史觀、對「辯證唯物論的觀念」之重要性的見識，把李大釗的認識豐富了、發展了、具體化了。同時，郭沫若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位傑出的先驅者。

  新中國成立以後，郭沫若以更大的熱情在歷史學界倡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推動歷史科學的發展。他還始終把學習唯物史觀同研究中國歷史、說明中國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結合在一起。

  郭沫若關於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同他重視史家確立正確的世界觀的認識是一致的。他在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54年新版所寫的引言中指出：「研究歷史，和研究任何學問一樣，是不允許輕率從事的。掌握正確的科學的歷史觀點非常必要，這是先決問題。但有了正確的歷史觀點，假使沒有豐富的正確的材料，材料的時代性不明確，那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4]這是強調了「正確的科學的歷史觀點」和「豐富的正確的材料」，都是研究歷史所不可缺少的。他還指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儘可能接觸的材料，其次是具體分析，其次是得出結論。」這可以被看作他對歷史研究方法論模式的簡要概括。從重要性來看，歷史觀點是「先決問題」；從研究程序來看，「首先」要占有材料。他把兩者的關係闡說得很清楚。時至今日，這些論述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