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學者雅量 長者風範

  ——給《安徽史學》的一封信

  編輯同志：

  最近讀《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刊載的羅爾綱先生所撰《我對綜合體史書體裁的探索》一文，深受教益。羅先生是治太平天國史的名家，著述豐厚。近三四十年來，他努力探索著運用一種恰當的體裁來撰述《太平天國史》。這種在學術工作上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拜讀羅先生的這篇大作，使我深深受到教益的，還在於我從中看到了這位學術前輩的學者雅量和長者風範。羅先生在文中對我發表在《安徽史學》1984年第4期上的拙作《古代史家怎樣對待史書體裁》，給予肯定，並謙遜地再三申明它對羅先生的探索有所啟發：

  我對長期探索改變紀傳體取得的這個史書體裁，多年未能認識，還錯誤地仍稱為紀傳體，認為不能擔負撰著具有理論性史書的任務。直到1984年，我讀了瞿林東同志《古代史家怎樣對待史書體裁》一文後，認識才改變了。該文說：「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的紀傳體史書」，「實際上是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我認為他的提法很好……我對瞿林東同志的提法雖有這點分歧，但我是從他的提法得到啟發，然後有所認識的，我對這種體裁採取的名稱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謹志明所自，並此致謝！

  讀了這些話，我是很慚愧的。我的一篇拙文，對羅老的探索有一點參考作用，他竟如此鄭重地再三申明和致意，言之誠，意之切，使我有難以承擔之感。不僅如此，羅老還在這篇大作的小注中特意註明：「向讀者聲明（過去的）錯誤，並致歉意。」可見他的雅量和坦率並非只是對著個別的人，而是面對他的撰述的所有讀者。聯想到貴刊1984年第4期發表的羅先生《對舊著〈太平天國史稿·科舉志〉舉行考試始自永安州時說法訂誤》的文章，和羅先生就此事寫給貴刊編輯部的信，我更感受到羅先生說的「為百家爭鳴提倡一種好風氣——互相切磋、承認錯誤的風氣」，實出自肺腑，非一般套話、虛言可比。我也十分贊成貴刊在「編者按」中說的：「老一輩史學家羅爾綱同志的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和治學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裡，我願借用這句話，表達我對羅先生的敬意和向羅先生學習的心情。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關於「綜合體」的提法，最早是白壽彝先生提出來的。1982年，我在《史學遺產和史學研究》一文中曾經引證了白先生的這一提法（見《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接著，我在參加白先生主編的《史學概論》的撰寫中，又論述了這一提法（見此書第125頁）。拙作《古代史家怎樣對待史書體裁》的有關部分，則是從中國歷史編纂學史上對上述提法的進一步發揮。因為羅先生用了「謹志明所自，並此致謝」這樣很有分量的話，頗覺有補充說明的必要。

  順頌

  編安

  瞿林東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1987年3月25日

  [1] 本文（原載《安徽史學》1984年第4期）發表後，受到前輩學者羅爾綱先生的關注，並在他的《我對綜合體史書體裁的探索》一文（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和四卷本《太平天國史》序言中，一再說明本文對他的啟發，褒獎有加，分量甚重。作者為說明學術源流，並向羅老表示敬意，乃致函《安徽史學》，請予以發表。今將此函（原載《安徽史學》1987年第3期）附於本文之後，一則可以使讀者明了原委，再則也表示作者對羅老的紀念之情。

  [2] 唐初所修八史是《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

  [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首《新注〈資治通鑑〉序》，胡三省撰，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3頁。

  [4]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頁。

  [5] 魏徵等：《隋書》卷五十八《魏澹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419頁。

  [6]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六《采撰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684頁。

  [7]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八《裴行儉傳》附《裴光庭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90頁。

  [8]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二《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8頁。

  [9]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355～5356頁。

  [10] 魏徵等：《隋書》卷五十八《魏澹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419頁。

  [11]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59頁。

  [12]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編年紀傳論》，皇甫湜撰，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3876頁。

  [13] 杜佑：《通典》序，李翰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14] 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

  [15] 《通典》一書，李翰序謂八門，杜佑《上〈通典〉表》自稱「書凡九門」（《舊唐書》本傳）。

  [16] 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頁。

  [17] 宋人所謂「十七史」，系指：《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

  [18] 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

  [19]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1～52頁。

  [20]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九《京書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頁。

  [21] 孔逭，南朝宋人，編有《文苑》百卷；蕭統，南朝梁人，編有《文選》30卷。

  [22] 裴潾，唐憲宗至唐文宗時人。文宗大和年間，裴潾集歷代文章，續蕭統《文選》，編成《大和通選》30卷。

  [2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3頁。

  [2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3320頁。

  [25]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7頁。

  [26] 鄭樵：《通志》總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27] 司馬光：《資治通鑑》前言《新注〈資治通鑑〉序》，胡三省撰，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3頁。

  [28] 孫甫：《唐史論斷》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29]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5頁。

  [30]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