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幾點重要的啟示

  中國史書還有圖、表、學案、史評等重要體裁，古代史家對於這些也有不少評論，本文不一一臚列了。這裡，只就史評略說幾點。第一，從內容上看，史評有兩種，一是對史事或人物進行評論，一是對史書或史學進行評論。第二，從體裁上看，前一種史評是按史事發展過程，選擇其中的人或事之有可議者略做評論，依次排列，集為一書，如范祖禹《唐鑒》、孫甫《唐史論斷》、王夫之《讀通鑑論》等；後一種史評是按史書或史學本身的問題（如史家見識、史料採集、史書體裁與體例、文字表述、史籍源流，前人得失等）命篇，並於各篇之間顯示其內在聯繫，纂為一書，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第三，《史通》和《文史通義》是我國古代史家評論史書與史學之某些方面的帶總結性的兩部著作。《史通》一書主要論說史書的體裁和體例，其《序例》篇還概述了史家重視體例的傳統，並且提出「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的論點。《史通》關於史書體裁、體例的論斷，有許多還值得我們參考。《文史通義》是一部有很高價值的評論史學的專書，它對清代以前的史書體裁和體例有廣泛的評論，而著重闡發作者對一些史學理論的見解和探索。關於史書編撰形式問題，章學誠提出區別「記注」和「撰述」的論點，「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20]的論點，以及他對各種史書體裁的發展演變及其相互關係的論點，這些都值得我們重視。此外，他對通史的四種體裁的概括也是很精闢的，他寫道：

  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悅）、袁（宏），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逭）、蕭（統）[21]，裴潾《太和通選》作焉。[22]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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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學誠的這一段話，簡括而明了地指出了《通志》《通典》《通鑑》《通選》在體裁上的淵源和特點。前三部書，分別說的是紀傳體、典制體和編年體。至於《通選》，卻未曾為一般史家所矚目，但按章學誠的說法，這是「以詞章存文獻」，可稱為文征體。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史書體裁的思考和研究的功夫之深。在中國古代史家中，章學誠是對史書體裁做了全面考察和系統總結的人。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史家對史書體裁一向是很重視的，他們在這方面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和創造性的論點。這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通過對這一優良傳統的分析，我以為可以做如下幾點概括。

  第一，中國古代史家非常注意對各種史書體裁的特點進行分析。許多史家長時間內對編年體、紀傳體孰優孰劣的辯難，對各種史書體裁之長短得失的評論，以及對各種體裁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的分析，都是從不同的方面來把握某種史書體裁的特點。

  第二，中國古代史家還注意於各種史書體裁之間的互相吸收、綜合。《史記》為紀傳體之祖，實際是包含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在內的綜合體。司馬遷自己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24]而成《史記》。班固說：「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25]，撰成《史記》。他們說的，不僅是指《史記》的內容而言，也是就它的編撰形式來說的。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為中心，而在編撰形式上則是吸收並發展了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以事件為中心，但於每篇之中及各篇之間，都略按編年體的要求進行編次。古代史家注意於各種體裁間的互相吸收、綜合，這是我國史書在編撰形式上不斷有所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中國古代史家尤其注意史書體裁的改革和創新。司馬遷創立紀傳體，這無疑是創新。但鄭樵說「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26]，胡三省也說「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27]，這大概只能從總的方面說。實際上，《史記》以下的紀傳體史書，在編撰形式上還是不斷有所改革的。《漢書》改《史記》的「八書」為「十志」，《三國志》以紀傳體敘三國史事，《晉書》以「載記」記少數民族政權歷史，以及紀傳體諸史在書志、類傳方面的增減、變化等，都是對紀傳體的改革。編年體從《春秋》到《資治通鑑》，典制體從《通典》到《文獻通考》，也都包含著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創新。史書體裁的改革和創新，不僅豐富了史書的編撰形式，而且也擴大了史學研究領域，意義是極為深遠的。

  第四，中國古代史家還重視史書體裁與史學在政治上的要求的一致性。《史記》以下，凡崇編年而抑紀傳的史家，大多認為《春秋》編年是聖人「立法之書也」[28]，所謂「法者，凡例、褒貶是也」。他們認為紀傳體「黜凡例」「失褒貶」「既撓亂前世，又聾瞽後代」，因而把編年體視為「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的最好形式。這種認識在中國古代史家中有很大的影響，以致為紀傳體做辯護的人也要提出「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的主張，認為這樣才無懈可擊。其實，紀傳體史書又何嘗不考慮到它在政治上的要求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撰《史記》，也是要寫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29]的，而《漢書》旨在歌頌「漢紹堯運」[30]，《史》《漢》以下亦多類此。典制體史書的創立者杜佑在《通典·序》里明確指出，「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同時也指出了他的「致治」的主張及其與《通典》在編次上的「篇第之旨」的一致性。紀事本末體又如何反映它的政治上的要求呢？楊萬里在《通鑑紀事本末·序》中說：「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李）林甫之為也；藩鎮之亂，則（田）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醫之方矣，此書是也。」這些話雖不是袁樞本人說的，但楊萬里作為一個政治家來講這些話，不是更能說明問題麼！可見，中國古代史家在歷史撰述中決定採用何種體裁的時候，雖有種種不同的考慮和說法，但一般地說，他們都不能不重視史學的政治目的。換言之，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史學，它的政治上的要求是可以通過不同的編撰形式反映出來的。皇甫湜說的史書體裁本「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耳，何常之有」的話，是有道理的。所謂「才之所長」，指的是史家運用體裁的能力；「時之所宜」，主要指的就是現實的需要了。

  中國古代史家重視史書體裁的優良傳統及其給予我們的這些啟示，對今天的史學工作還是會有所裨益的。

  最後，還要說明一點：中國古代史家講求史書的編撰形式，不僅涉及史書的體裁（各類史書之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且也涉及史書的體例（同一史書的內部組織結構和表現形式）。史書的體例也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可另為專文予以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