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典制體與紀事本末體的創立

  所記內容仍屬於史事而在體裁上又另闢蹊徑的，是稍晚於劉知幾的中唐史學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以典章制度為中心，綜合各代，貫通古今。這是典制體史書。它的特點是：「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13]因此，「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14]。作為典制體史書開山的《通典》，共分九門[15]，所以人們也曾把這種體裁的史書稱作「分門書」。《通典》之後，有《通志》《文獻通考》的出現，世稱「三通」。「三通」之後，續作者不絕，以至達到「十通」之多，可見這種體裁深受史家重視。不過「三通」在「通」的含義上並不是一致的：《通典》在於通典制的歷史，《通志》在於通社會的歷史，《文獻通考》在於通文獻的歷史。當然，典制和文獻也都是不可脫離史事的。馬端臨在講到他著《文獻通考》時說：文，是歷代史事；獻，是前人及近人的奏疏和評論；考，是考訂可疑和未當之處，故名其書曰《文獻通考》。[16]值得注意的是，馬端臨在講到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同典制體史書的區別時，有一段話說得很好：「至司馬溫公（按：司馬光死後追封溫國公——引者）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17]，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18]這就是說，史書體裁不同，它們所反映史事諸方面內容的詳略必有不同，史學家不可能超越一定體裁所能容納的內容進行撰述；這與其說是史家智力所限，毋寧說是體裁自身的特定要求。馬端臨這樣看待史書的不同體裁，其見識似又在劉知幾之上。

  其實，在馬端臨之前，宋人楊萬里在談到《資治通鑑》和《通鑑紀事本末》二書在表述上的區別的時候，已提出了類似的見解。南宋史家袁樞把《資治通鑑》主要內容總括為239事，分別列目，各自成篇，略按時間順序編排，撰成《通鑑紀事本末》一書，從而創立了以事件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與袁樞「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的楊萬里對這種新的史書體裁是有深刻的認識的，他在《通鑑紀事本末》序中寫道：

  子袁子（按：指袁樞——引者）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

  一言以蔽之，紀事本末體的長處，是把事件的原委始末，表述得清清楚楚。前面曾經說到，唐人皇甫湜撰《編年紀傳論》，批評編年體不能「備時之語言」，「盡事之本末」。實際上，紀傳體也同樣不能「盡事之本末」，這一點皇甫湜沒有提出來。但他提出了「備時之語言」和「盡事之本末」這一史書編著上的要求，卻具有重要意義。這個任務由袁樞完成了。

  楊萬里又講到他讀《資治通鑑》和《通鑑紀事本末》二書時感受的不同，說：

  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系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

  

  在楊萬里看來，好的紀事本末體史書，不僅可以使讀者對歷史事件的原委本末有完整的和清楚的認識，而且它還有一種巨大的感染力，足以喚起讀者的強烈的歷史感。至於《通鑑》記事，使人有隔膜和茫然之感，那是因為它「編年系日，其體然也」，本不足為怪。楊萬里是政治家、文學家和詩人，他的話也許有過於渲染的地方，但絕不是毫無根據的溢美之詞。從他概括紀事本末體的特點的準確來看，他的這些話不是隨便說的。紀事本末體在南宋時已有人仿效，而在明、清兩代得到很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斷代的或分皇朝的紀事本末體史書。

  以上是我國古代史家對幾種主要史書體裁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評論，而對這些體裁能夠做比較全面的歷史的考察的人，則是清代史家章學誠。例如，他在講到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這三種體裁的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時，有一段話是說得很深刻的：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聖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為《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書·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光）《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19]

  從《尚書》的「圓而神」開始，中經《左傳》《史》《漢》《通鑑》，到《通鑑紀事本末》，又恢復了《尚書》的風格、神韻，這就是「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的過程。當然，章學誠的這些話，對《尚書》是過於美化或者說是過於理想化了。但是，它畢竟觸及了中國史書體裁發展變化過程中某種規律，即所謂合之則分、分之複合，而在分合過程中走著一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路線，於是新的體裁不斷出現，而舊有的體裁也在不斷發展、提高。章學誠並不認為袁樞是一位大史學家，但他對《通鑑紀事本末》卻評價甚高，在這裡，他主要是著眼於中國史書體裁的發展變化來進行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