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學中的審美要求傳統

  中國古代史學有鮮明的審美要求。這種審美要求在文史不分的階段表現得十分突出，後來文史分途，史學依然保持著這種審美要求。從編年體史書的創造、發展，到紀傳體史書、典制體史書、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先後出現，史書不斷展現出在外在結構上的美的創造。至於在敘事上的審美要求，更是一些優秀史家所關注的。中國史家重視敘事，人們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為「良史」。然而，作為史文表述來說，「善序事理」也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和特點。

  班彪推崇司馬遷的史文表述，說他「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31]。所謂「善序事理」，包含了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善辯而不浮華；二是質樸而不粗鄙；三是內容、形式相稱。後來班固繼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評價，寫道：「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32]，這是強調了所述內容的翔實可靠、沒有粉飾之詞。總的來看這兩個評價，前者所強調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後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內容都說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評價。可見，「善序事理」，並不僅僅是史文表述的問題。

  西晉史家陳壽，在史學上也是被稱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載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65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34]。唐初史家評論陳壽說：「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35]根據後者評論，或許可以認為，陳壽的「善敘事」是表現在「奮鴻筆」「騁直詞」這兩個方面。東晉史家干寶也被稱為「良史」。史載干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36]。顯然，「直」是針對所述內容說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說的。

  從人們對馬、班、陳壽、干寶的有關評價中，可以獲得這樣一個認識：在兩漢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把史家的「善序事」視為「良史之才」，似已成為史學上的一個共識。而對「善序事」的理解，一般應包含對史文表述本身的要求和對史文所述內容的要求。這兩個方面都做得好，才稱得上是「良史之才」。

  「善序事」所包含的內容很豐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劉知幾《史通·敘事》指出：「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這是從理論上明確了「敘事」對於撰寫史書的重要，也明確地提出了史學家審美的一個標準。宋人吳縝在史學批評上強調以「事實」為基礎，但也提出史書「必資文采以行之」[37]。這是直接講到了史書的文采問題。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對於如何發揮「文字之佳勝」的問題，更有精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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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古代史家、史學批評家關於這方面的言論、思想、實踐，史書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真實之美。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來歷史之真實的本質之美。離開了歷史的真實，史學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卻了任何意義。班固評論《史記》，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見解了。「文直」「事核」是對史學家盡力反映歷史真實的具體要求，它們的結合，乃是史家走向歷史撰述真實之美的必經之途。

  質樸之美。用劉知幾的話來說，這是史書之文字表述對於社會的語言文字「體質素美」的反映。他舉例說：「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38]他贊成以「方言世語」（如「童豎之謠」「時俗之諺」「城者之謳」「輿人之誦」等）寫入史書，不贊成史家「怯書今語，勇效昔言」的文風。

  簡潔之美。劉知幾提倡史文「尚簡」，認為史家「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其標準是「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為此，史家撰述應從「省句」「省字」做起。[39]當然，從審美的觀點看，史文亦非愈簡愈美。顧炎武的《日知錄》有《修辭》《文章繁簡》兩篇，提出「辭主乎達，不主乎簡」的論點，是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證的看法。

  含蓄之美。這是隱喻、寄寓、含義深沉之美。劉知幾稱之為「用晦」。「用晦」的第一個要求，是「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這是跟史文的簡潔相關聯的。「用晦」的第二個要求是「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40]。這是達到含蓄之美的很高層次了。

  史文表述要達到美的要求，那麼，史家是怎樣朝著這些要求去努力的呢？閎中肆外和史筆飛動是史家的主要經驗和基本修養。閎中肆外，是關於史家對史事的積累、認識與抒發的關係；史筆飛動，是關於對史事的「體驗」與「重塑」的關係。

  關於閎中肆外。章學誠強調「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41]的境界。章學誠說的「古人」，是指唐代韓愈。韓愈作《進學解》，有「閎其中而肆其外」[42]之說，講的是作文要求：內容充實、豐富，而文筆發揮盡致。章學誠在《文理》中發展了韓愈的這一思想，全篇闡說閎中肆外的各方面的要求，於文於史，都是理論上的總結。章學誠說的「言以聲其心之所得」，是抓住了閎中肆外的本質的：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於聲。他批評有些人學習司馬遷《史記》，只學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由於自己心中無所得，這樣學習的結果，「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史記》寫人物、寫戰爭、寫歷史環境，都寫得好，一個重要原因是司馬遷熟悉歷史人物，也有戰爭知識，對所寫的一些歷史環境做過深入的研究。這就是所謂的「心之所得」。章學誠說的要見到「古人深際」，就是這個意思。

  歷史是運動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是在運動中發展的。歷史撰述應當把這些運動表現出來。在這個問題上，梁啓超所論甚為中肯。他說：「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願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歷史家如無此種技術，那就不行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畢沅作《續資治通鑑》，同是一般體裁。前者看去，百讀不厭，後者讀一二次，便不願再讀了。光書筆最生動，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齊、北周沙苑之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事實不過爾爾，而看去令人感動。」[43]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學上的感染力量。一般地說，歷史撰述只要表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或接近於真實的面貌，那麼它就能給讀者以警戒，以啟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這種感染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