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中的憂患意識傳統

  中國古代史家歷來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朝代、國家、天下的興亡盛衰的關注，以及對社會治亂、人民休戚的關注。一言以蔽之，表現對於人和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之命運的關懷。這是同史學的本質與功能密切相關的，也是史學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現。這是因為，史學家對於歷史的認識，往往是和對於現實的認識聯繫起來，故而從史學家對於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來看，常常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決心致力於歷史撰述的一個思想基礎。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22]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時的一種憂患意識。司馬遷撰述《史記》的時候，他對漢武帝統治下的社會前途表現出種種憂慮。人們讀《史記·平準書》，可以看到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面臨著許多新問題，感覺到作者的憂患意識之深沉，也會感到司馬遷對於「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的時尚的深深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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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處在西漢由鼎盛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他的深邃的歷史眼光使他看到了這一變化，故而發生了「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感嘆。唐代史學家吳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經歷。吳兢生活在唐代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他目睹了「開元盛世」的局面，同時也敏感地覺察到唐玄宗開元後期滋生起來的政治上的頹勢。於是，他寫出了著名的《貞觀政要》一書。此書以《君道》開篇，以《慎終》結束，反映出這位被當時人譽為「董狐式」的史學家的憂患意識。《貞觀政要》這部書在晚唐以後的歷代政治生活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唐宣宗曾經「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23]。遼、金、元、清四朝的最高統治者，都曾把《貞觀政要》譯成本民族文字，認真披覽。

  這裡，我們要特別提到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既有史家憂患意識傳統的影響，又有時代情勢的激發，因而顯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國，積貧積弱，士大夫階層的憂患意識顯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出了這種憂患意識的深沉的境界，他寫道：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24]

  這種「進亦憂，退亦憂」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識與境界，對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岳陽樓記》因此而成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繼范仲淹之後的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變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萬言書》中，分析了當時種種社會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憂慮。《萬言書》提出的社會問題是：

  今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集以為圖……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為五卷。命曰《歷年圖》。敢再拜稽首，上陳於黼扆之前；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知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今人有十金之產者，猶知愛之，況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業，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26]

  這是司馬光在撰寫《資治通鑑》之前所撰寫的一段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史學家同政治家對世事的憂患是相通的。司馬光同王安石政見不合，而在憂患意識方面，卻並無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變法，一方面又慨然為司馬光所主編的史書作序，並賜名為《資治通鑑》，正可表明其相通之處。

  南宋時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勢驟變而更加激發了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他們受著「傷時感事，忠憤所激」[27]的政治、文化氛圍的影響，矢志著書，以存信史，以寄憂思，以警後人。例如，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980卷（今存520卷），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250卷，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都是屬於兩宋之際的本朝史，都是「憂世」「泣血」之作。這個時期的另一位史學家袁樞，把編年體的《資治通鑑》創造性地改撰成紀事本末體的《通鑑紀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28]。故當時的詩人楊萬里說：「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29]這些話反映出史書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折射出史學家的憂患意識的感染力。如果歷史運動是兩宋史家歷史撰述的客觀動因，那麼，史家的憂患意識可以看作兩宋史家歷史撰述的主觀動因。當然，史家的主觀動因，歸根結底，還是受到時代的激勵和歷史傳統的影響。

  綜上，可以做以下兩點概括：第一，史家之憂，充分說明史家都是關注現實社會的前途命運的；第二，史家之憂，說到底是以社會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憂為憂。中國史學的這一特點，在兩宋時期甚為突出。清人龔自珍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30]，是很深刻的。時下人們論人文精神，常常提到「人文關懷」「終極關懷」。這種「良史之憂」，是否就是一種「人文關懷」「終極關懷」的表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