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中的懲勸宗旨傳統

  中國史學歷來有一個宗旨，就是「懲惡勸善」。這種懲惡勸善不是用說教的方式，是運用史筆的力量，使人通過讀史而受到歷史上人們言行的震撼而產生的一種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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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成公十四年》記：「《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幾句話，前半段是概括了《春秋》在表述上的特點和成就，後半段是指出了《春秋》的撰述宗旨。可見中國史學的懲勸宗旨由來之古老，影響之久遠。那麼，對這種懲勸宗旨的傳統，究竟應給予什麼樣的評價呢？要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就必須同本文所論述的前一個問題聯繫起來。既然中國史學認識到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中心位置，而人的所作所為又千差萬別，那麼凡是負責任的史家就一定會對此做出判斷，以辨明是非，使讀史者得到教益和警示。因此，史學中的這種懲勸宗旨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邏輯的。

  關於這個問題，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寫道：「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蹺，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這一段話，是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闡述了史學的功用；同時，也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闡述了人們讀史的目的，即如何學做人。「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兩句話，高度概括了人們通過讀史而學做人的根本途徑。這蘊含著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9]這裡說的「德」，指道德、學問。「前言往行」，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由此可見，是人們把道德、學問的蓄積看作讀史、了解歷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把學做人看作讀史、了解歷史的首要目的。這清楚地表明，講人文精神，講人的修養、自律，是不能脫離史學、脫離讀史的。這個道理，在今天並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以至於常常有人提出「學習歷史有什麼用」的問題。表面看來，這是史學意識的淡薄；往深層看，這是在怎樣做人的問題上反應茫然的一種表現。講人文精神，就應該講怎樣做人；講怎樣做人，一個重要方面，就應該講「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就應該重視讀史。

  中國古代史家在對待上述這些問題上，具有很強的責任感和自覺意識。劉知幾認為：「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20]在萬千的歷史人物中，史家應該特別關注那些「惡可以誡世，善可以示後」的人；否則，便是史家的失職。劉知幾把懲惡勸善的宗旨提升到史家作史的一個原則性問題來看待，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史家撰寫歷史，其史意內涵是豐富的、多方面的，並不只限於記述人物和評論人物，但記述人物和評論人事畢竟是作史的一個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歷史人物的記述與評論方面，同劉知幾的思想相通的還有另一種認識的表述形式，這就是中晚唐之際李翱說的「富貴而功德不著者」，不一定寫入史冊使其「聲名於後」；反之，「貧賤而道德全者」，則應寫入史冊使其「烜赫於無窮」[21]。這是明確地表明以「功德」或「道德」作為重要標準，而不看重貴賤、貧富的界限。這同樣洋溢著尊重人格、人品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