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簡短的結語
2024-08-14 18:27:30
作者： 瞿林東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科學精神；一個社會，應該大力提倡科學精神。同樣，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人文精神；一個社會，也應該大力提倡人文精神。重此輕彼或重彼輕此，都不僅會在認識上、理論上造成偏差和誤區，更重要的是會在社會實踐中造成損失和危害，不利於民族、國家的發展和進步。長期以來，在我國的社會生活和學校教育中，存在著重理輕文現象，雖經有識之士一再呼籲改變此種偏向，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不盡人意之處。賦予科學與人文應有的位置，依然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這裡，我還要提到另外一種偏向，即近二十多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史學受到的輕視和誤解要更多一些：有來自社會方面的，有來自自然科學方面的，甚至也有來自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是這二十多年來史學沒有成績嗎？不是。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史學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許多成果都是突破性的創造。是史學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發揮積極作用嗎？也不是。這二十多年來，史學在關於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方面，在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在總結歷史上治國安邦的經驗教訓從而提供現實借鑑方面，在反擊李登輝之流炮製的「兩國論」和國外一小撮反華勢力無理叫囂方面，等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歷史學的學科建設尤其是學科理論建設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進展。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上述偏向和誤區呢？當然，這裡的確存在著史學在新形勢下如何更加有效地面向社會、面向大眾、面向現實的問題，這是歷史學界應當深自反思的。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許是更重要的方面，即現在人們的注意力和興奮點大多在經濟、市場、科技、信息等領域，人們無暇想到史學、想到史學在現今還會有什麼用處。應當承認，這些都是十分「現實」的，不是沒有幾分「理由」的。然而，問題也就出在這裡。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發展科技和經濟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輕視史學，從而輕視自身的歷史，同樣是不可思議的。試看西方發達國家，哪一個國家不重視自己的歷史，不重視歷史教育！對此，我們應當給予充分關注。這是全社會應當深自反思的。
本文在這裡不是要來論述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關於這個問題，我另有專論。[44]本文只想藉此機會提出一點希望：重理輕文的偏向應繼續得到糾正，輕視史學的偏向應不斷有所克服，史學中的人文精神應受到必要的重視。我們不能脫離客觀歷史運動來看待人文精神，我們也不可能撇開反映客觀歷史進程的史學來討論人文精神。史學中的人文精神尚有待於做深入的發掘、系統的總結和全面的論述，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的這篇文章，不過拋磚引玉而已。
[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77頁。
[2] 《詩經》卷七《大雅·盪》，周振甫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50頁。
[3] 《尚書·召誥》，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5頁。
[4] 《論語·述而》，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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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左傳·僖公十六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69頁。
[6] 《左傳·昭公十八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395頁。
[7]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9頁。
[8] 劉知幾：《史通》卷三《書志》，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頁。
[9]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十六《天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6頁。
[10]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19～1520頁。
[11] 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3頁。
[12]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13]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五《至當》，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8頁。
[14]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封建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頁。
[15]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一《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頁。
[16] 吳兢：《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鑑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4頁。
[17] 魏徵等：《隋書》卷六十六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567頁。
[18] 魏徵等：《隋書》卷六十四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522頁。
[19] 《周易》卷三《大畜》，《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0頁。
[20] 劉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7頁。
[21]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答皇甫湜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410頁。
[22]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2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032頁。
[24]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三《岳陽樓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9頁。
[25]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頁。
[26] 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歷年圖序》，王亦令點校，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第652～653頁。
[27]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頁。
[28]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跋袁侍郎機仲奏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648頁。
[29]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前言《通鑑紀事本末敘》，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頁。
[30]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1輯《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頁。
[31]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5頁。
[32]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33]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列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6頁。
[34]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7頁。
[35]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59頁。
[36]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干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50頁。
[37] 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38] 劉知幾：《史通》卷六《言語》，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0頁。
[39]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0頁。
[40] 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4頁。
[4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理》，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86頁。
[42] 韓愈：《韓昌黎文集》卷一《進學解》，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頁。
[43]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7～28頁。
[44] 參見瞿林東：《論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載《史學月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