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史學的遺產

  什麼是史學遺產？一般說來，史學遺產可以理解為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前人在史學活動中的創造和積累。把「史學遺產」從豐富的歷史遺產中分離出來，作為明確的研究領域，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問題和理論問題來探討，是白壽彝教授首先提出來的。白壽彝先生在1962年寫了一篇題為《談史學遺產》的文章，後來收入他的文集《學步集》。在這篇文章中，他從理論上闡述了研究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和研究史學遺產的方法，同時從七個方面歸納了史學遺產中的主要成就，並稱之為七個「花圃」。它們是：史學基本觀點的遺產（包括歷史觀、歷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史料學遺產、歷史編纂學遺產、歷史文學遺產（所謂歷史文學遺產，是指歷史著作文字表述的藝術性，不同於用歷史題材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重大歷史問題研究成果的遺產、有代表性的史學家和史學著作、歷史啟蒙書的遺產。大家知道，自從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以後，中國古代史學一直處在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地位，即便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古代史學也沒有真正被重視。白壽彝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不僅體現了學術上的見解，同時也反映了他在理論上的勇氣。這篇文章發表以後，產生了積極影響。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先生又寫了五篇關於史學遺產的文章。一篇談歷史觀點問題，一篇談歷史編纂學，一篇談歷史文學，還有兩篇是談歷史文獻學的。[1]這五篇文章談到了歷史觀點、歷史編纂、歷史文學和歷史文獻學四個方面的問題，比起他在20世紀60年代所講的七個「花圃」顯得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這裡，我想在白壽彝先生關於史學遺產的見解的基礎上，加上我自己的研究和認識，講四個問題：一是豐富的撰述內容，二是多樣的表現形式，三是歷史理論的積累，四是史學理論的成就。

  （一）豐富的撰述內容

  在《漢書·藝文志》中，人們還看不出古代歷史撰述內容的豐富性，史部書還沒有獨立。到了唐初修成的《隋書·經籍志》，史部書已經獨立了，而且分成13類，足見其內容的豐富性。13類中，就「正史」一類來說，它本身就是綜合各方面的內容寫成的，叫作「紀傳體」，用我們今天的認識來理解就是綜合體。它用紀、表、志、傳互相配合，把重大的事件、典章制度、各階層代表人物的活動都寫到了，把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方面也都寫到了。「正史」中的「志」是非常重要的，包含了天文、地理、食貨（也就是經濟）、禮樂（也就是文化）、刑法、職官、經籍等方面，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和歷史運動。這僅僅是「正史」，「正史」以外還有12類，包括民族史、地方史、地理書、譜牒、家傳、人物傳等，可以說是全面地反映了社會面貌。

  在過去很長時間裡，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史書只是記述了漢族的歷史，沒有寫出少數民族的歷史，更沒有寫出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中國史學實際的。我們都知道，《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都寫出了多民族的歷史，所謂諸華、諸夏、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在許多書里都有反映。可以說，先秦的歷史文獻就反映了多民族的歷史。到了司馬遷寫《史記》，更是寫出了一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在《史記》里有六篇少數民族傳記，把南方、東方、東北、北方、西北和西南六個方位的民族都寫到了。此後在許多正史裡面都有少數民族傳記。可見，寫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這個傳統是主流。所謂中國古代史書主要是記述漢族歷史的觀點，不符合中國史學本身發展的實際。

  （二）多樣的表現形式

  

  中國古代史書體裁多種多樣，豐富多彩，各有所長，互相補充，形成了對客觀歷史縱橫交錯、詳略有致的表現形式。每一種體裁都有不少代表性著作，突出地表現出此種體裁的優點和它所記述的歷史內容的價值。以編年體史書為例，就有《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還有清代的《續資治通鑑》等。《資治通鑑》的問世表明編年體史書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的階段，該書還附有《資治通鑑目錄》《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目錄》可以看作是一個綱要，《資治通鑑考異》是司馬光關於文獻選擇的一個記錄。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記載，為何選擇這個，不選擇那個，司馬光都做了說明。同一件事情有許多相同的記載，但是本子不同，有詳略的差別，有時間先後的差別，選擇哪一種，也有交代。這說明司馬光治史的態度是很嚴謹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學習了司馬光這種編纂史書的方法，儘管它不是最後的成稿，但是也有很高的價值。

  紀傳體史書從《史記》《漢書》到歷代正史，作為綜合體的史書，更全面地反映了歷史的面貌。梁啓超在一百多年前發表《新史學》，說「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譜。[2]他對「二十四史」的這種看法應當說是不對的。他的看法影響了20世紀前三四十年，到今天仍有人持這種觀點。「二十四史」確是記載了許許多多帝王將相的歷史，他們占了主要地位，但是「二十四史」並不只是帝王將相的歷史。如果我們今天還很簡單地把「二十四史」僅僅看作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那麼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事情我們就不知所云、無從知曉了，對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政治、文化、民族關係就無從去研究了。1935年，顧頡剛在為《二十五史補編》寫序的時候曾對「二十五史」做了評價，說：「『二十五史』為中國歷史事實之所薈萃。」歷代正史得到這樣的評價應該是最高的評價了，因為它記載了歷史事實，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歷史學是在繼承前人而不是否定前人的基礎上發展的，否定了前人我們也無從發展。

  典制體（亦作「典志體」，我習慣用「典制體」）史書從唐朝杜佑的《通典》（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唐會要》到《文獻通考》，直到歷朝會要，其中以《通典》的成就為最高。《通典》從歷史觀點、編纂方法、所述內容來看都非常重要。《通典》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講求經世致用。杜佑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3]意思是說編纂《通典》就是要用它來作為處理政治事務的參考。第二個特點是重視社會經濟的作用。《通典》分為九門，食貨為首，經濟放在第一位。杜佑繼承管子的思想，主張衣食足而知榮辱。凡國家政治生活都要從食貨開始，沒有食貨，無從談禮樂文化等各種活動。這個思想很了不起。不論從編纂的嚴謹，還是從歷史觀點、史學思想來看，《通典》都有很高的成就。

  紀事本末體史書從南宋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到後來的歷朝紀事本末，產生了很大影響。它是以事件為中心，把歷史上的大事列舉出來，記述每件大事是如何發生的，經過怎樣，結果如何。採用這種史書體裁撰寫歷史，便於人們對事件始末原委的認識。今天用章節體來寫各種文章，寫歷史，介紹事件怎樣產生、經過怎樣、結果怎樣、影響怎樣，等等，就是紀事本末。可見，紀事本末體和20世紀人們用章節的形式寫書很接近。當然，20世紀用章節體寫書是從西方引進來的，但是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包含在紀事本末體史書之中了。

  學案是學術史著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儒學案》等都是學案體史書。這種體裁今天很少有人去研究了，也很少有人去學習、改造這種體裁來寫學術史。我們今天所寫的學術史大多數是模仿梁啓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錢穆的同名著作。現在我們寫的學術史實際上是寫一個人的經歷、著作、學術思想，把這些合到一起就叫作學術史。這和我們史學遺產中的學術史相去甚遠。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研究和介紹外國史學流派，特別是西方史學流派，但我們卻很難真正了解這種流派到底是怎麼回事。對於外國史學流派的研究與介紹，或者寫一些言論，或者介紹幾個代表人物，這怎麼能叫流派呢？我多次建議搞外國史學的朋友用學案體的形式來介紹西方史學流派，讓我們真正知道西方史學流派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是因為學案體包含這樣的內容：某一個學派的代表人物的傳記和師弟子相傳的詳情，也就是要把他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寫出來；主要代表作的摘要或者選編；同時代人和後人的評論等。這些內容彙編在一起，人們就能知道這個學派了。現在我們在書店裡看到的學術史，距離這樣的表現形式差得很遠，古代的學案體史書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借鑑價值。

  評論體史書可以分為歷史評論和史學批評兩類。歷史評論，我們過去知道得比較多的是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評論的最高成就。但是中國的歷史評論著作絕不是只有這一部書，較早的有唐初的《帝王略論》、宋代的《唐鑒》等，這些也都是很有名的著作。廣為人知的史學批評著作，有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和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是兩部劃時代的著作。如果說《史通》是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那麼《文史通義》則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這一類著作也不僅限於這兩部書，如唐代柳宗元寫的《非國語》，宋代吳縝寫的《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明代卜大有編的《史學要義》等，也都是史學批評著作。我們還要特別關注清代乾嘉時期的幾位歷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寫的幾部書，即《廿二史考異》《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這幾部書中既有歷史評論，又有史學批評，不應當作一般性的歷史考證著作看待。

  還有筆記體史書，這裡主要是指史料筆記。中華書局近些年來不斷整理、出版從唐宋到明清的史料筆記，已出版了百餘種。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在史料筆記里，有側重歷史考辨的，有側重歷史掌故的，有訂正前史訛誤的，有側重社會風俗的。自唐迄清，這種筆記極為豐富，其中有不少是名家所撰。例如，歐陽修、蘇軾、洪邁、陸游等人，都寫過史料筆記。筆記的題材比較靈活，或親歷，或傳聞，或讀書所得，隨手札錄，聚少成多，彙編成書。有的按類編次，有的按撰寫時間編次，有的有目錄，有的沒有目錄，是一種不拘一格的史書體裁。古人寫筆記是多年積累的心得，其價值不可輕視。

  最後說說史注。史注雖然不是一種獨立的體裁，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時成為史書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我們比較熟悉的，如《國語》韋昭注、《左傳》杜預注、酈道元的《水經注》、《洛陽伽藍記》楊衒之自注、《史記》三家注、《三國志》裴注、《漢書》顏注、《通典》杜佑自注、《資治通鑑》胡注、《史通》浦起龍注等，都是有名的注。這些注，第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原書；第二，註裡反映的注家的思想同樣能夠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正因為如此，有名的注和原書往往會成為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以上講的八種史書表現形式互相補充、交叉，對於記述和反映中國歷史面貌，反映一代史學家和學人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同時也豐富了我們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認識。有些表現形式，在當今的史學活動中是可以借鑑的。

  （三）歷史理論的積累

  首先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應當區別歷史理論同史學理論內涵的不同。所謂歷史理論是指人們對客觀歷史運動的認識，所謂史學理論是人們對歷史學這個學科的認識。多年來我們把兩者混為一談，今天這種現象仍然十分普遍。歷史是客觀的，史學活動就帶有主觀的因素了。1924年，李大釗出版《史學要論》一書，共六章，第一章講「什麼是歷史」，第二章講「什麼是歷史學」，把兩者嚴格地區分開了。我們研究歷史學的理論問題，也要看到對象的內涵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歷史理論，一個是史學理論。當然，二者是有聯繫的。

  我要說明的第二個問題是，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有沒有歷史理論。多年來，不少史學工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沒有歷史理論，有的史學工作者甚至說中國只有「記述史學」，沒有理論。那麼，中國史學既然有世所公認的偉大的成就，為什麼就沒有理論呢？這是不能讓人理解的。難道中國古代的史學家都沒有思想？問題究竟在哪裡呢？我認為，原因之一，是人們對史學遺產不了解。中國史學史還是一門很年輕的學科，研究的人又很少。大多數的史學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對具體歷史領域的研究，如斷代史或斷代史中的某一個部分，未及考慮史學。原因之二，是研究中國史學的學者（包括我自己）對理論遺產的發掘和總結不夠。中國史學史從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提出來，30年代開始有著作出版，一直到80年代，大多是講中國有哪些歷史書，有哪些史學家，他們有些什麼樣的思想，史書編纂有些什麼發展，等等。其中無疑會涉及理論問題，但是沒有把理論問題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這是史學史研究者本身的責任。現在我們的看法有些進展，按照我的膚淺的認識，中國古代史學有輝煌的理論成就。剛才我們講到的《史通》《文史通義》就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成就的代表作。此外，還有《新唐書糾謬》《史略》《文獻通考·經籍考·史部》《史學要義》《廿二史札記》等，都有鮮明的史學理論色彩。說到歷史理論，把視野拓展一點，如《呂氏春秋》《新語》《淮南子》《鹽鐵論》《人物誌》《帝王略論》《貞觀政要》《唐鑒》《唐史論斷》《通鑑直解》《讀通鑑論》《宋論》《明夷待訪錄》等書，都蘊含了豐富的歷史理論內容。

  根據目前我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初步研究，我認為中國古代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有一些積累。

  第一是關於天人關係的理論。「天」的含義至少有三個：有意志的天，自然界的天，作為客觀環境的天。關於「天」的思想是怎麼發展的，史學家是怎麼認識的，在史書里是怎麼表述的，都有豐富的內容。「人」的含義也有多種，《尚書》里的「人」專指周王，後來才指一般貴族，才指普通人。當周王被稱為「人」的時候，廣大的人被稱為「民」。也就是說人的概念在變，這在史書里也有反映。天人關係中如「天命」與「人事」的位置是怎麼顛倒的？開始天命是主宰人事的，後來人們懷疑天命，更重人事，進而否定天命可以干預人事的傳統觀念，從人事本身來說明各種社會現象。這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思想史、哲學史著作都會講到的。不過它們在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少引用歷史著作。我們現在作為歷史學的理論來研究時，當然首先要看到史學家是怎麼看待這些問題的，同時也要考慮到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怎樣看這些問題的。

  第二是關於古今關係的理論。古今關係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古今有沒有聯繫？有什麼聯繫？是倒退、前進還是循環？這三種觀點在中國史學上都有反映，分別是倒退的歷史觀、進步的歷史觀、循環的歷史觀。當然，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樸素的、進化的歷史觀逐漸占據主流。今天還有人說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動輒稱頌三代，其實史學家很早就不這樣講了。例如，《貞觀政要》的作者唐代史家吳兢認為，把唐太宗的政治業績好好學習學習，就足以把天下治理好，不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4]。這種事例很多，可以說，關於古今關係問題，我們的先輩有很多真知灼見。

  第三是關於歷史進程的理論。我們這裡用「歷史進程」這個概念而不用「發展」這個概念，是因為古人對「發展」這個概念並不明確。先秦的思想家已經提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等，有歷史分階段的思想。而《史記》中的諸表，是劃分歷史階段的傑作。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里還提出了關於國家產生的一些猜想。他認為，人首先要吃要穿，為了吃穿就要尋找工具去取得這些東西，為了尋找工具就會發生爭執，發生爭執就要找人評判，小範圍的首領評判不了就要找大範圍的首領評判，大範圍的首領評判不了就要找更大範圍的首領，於是諸侯、天子就這樣產生了。這種觀點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相比，一個是天才的猜想，一個是科學的真理，但這個天才的猜想不論多麼幼稚，總會使人感到它多少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

  第四是關於歷史變化動力的理論。在西周以前，人們說天命可以主宰一切，後來人們重人事，在重人事的過程中人們還是更看重「聖人之意」。文、武、周公都是聖人，聖人能夠規劃所有的事，按聖人的意思去做就不會錯。柳宗元的《封建論》卻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分封「非聖人意也，勢也」。也就是說，客觀形勢決定了周朝必須實行分封之制。司馬遷在《史記》里講到了各種社會現象的運動使社會發生變化，叫作「事勢之流，相激使然」[5]。司馬遷已經朦朦朧朧地認識到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柳宗元批評了聖人之意，又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生人之意」，生人就是民眾。他說大唐之有天下不是聖人之意，而是「生人之意」[6]。這裡包含著把民眾作為歷史動力來看待的意思。從理論上講，有些概念，如「時勢」和「事理」等，是值得重視的。時勢是人們不能改變的，事理包含著對歷史運動中有規律存在的猜測。司馬遷講「事勢之流，相激使然」，就是說各種因素的交錯活動使得社會發生變化。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的先輩既看到了歷史運動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同時也看到了民眾的意願對歷史發展變化的重要作用。

  第五是關於治亂興衰的理論。關於治亂興衰之故的探討，在歷代史學家那裡都包含著豐富的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史學家討論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治亂興衰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們不也是如此麼？我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的關注，仍然是考慮「治」的問題、「盛」的問題，希望我們國家長治久安。從荀子一直到魏徵、唐太宗，都講水與舟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和舟的關係搞錯了，就要亂。漢初，陸賈向漢高祖講的「逆取」與「順守」的辯證思想，極有道理。什麼叫「逆取」和「順守」？司馬遷在《史記》中總結了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秦朝和六國做鬥爭的過程就是「逆取」，所謂「逆取」就是針鋒相對，於是滅了六國，實現了統一大業。接下來應該是「順守」，「順守」就是順乎時勢，順乎民意。可惜秦朝沒有這樣做，而是嚴刑峻法，過役民力，故二世而亡。[7]漢初的政治家和史學家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認為治理國家一定要順守，要順應民意。漢初的「與民休息」「無為而治」不是偶然的，是最高統治集團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漢初總結的逆取和順守的關係，有很深刻的政治道理和哲學道理。對治亂興衰的關注，反映了史學家的憂患意識。例如，司馬遷很早就提出「物盛而衰，固其變也」[8]。也就是說，在興盛發達的時候還要看到問題，要居安思危，要有憂患意識。宋代的史學家們尤其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因為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宋朝的《三朝北盟彙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幾部關於本朝史的鴻篇巨製，都充滿了憂患意識。不獨宋朝如此，歷代都有許多討論興亡的著作。可見，治亂興衰的理論，是史學家們極為關注的。

  第六是關於夷夏關係與歷史文化認同的理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秦漢以後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是史學家們思想的重要反映。司馬遷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講到，寫《五帝本紀》的時候，有許多材料是不可信的，是不嚴肅的。他經過抉擇，寫出了《五帝本紀》中的黃帝，他認為這是我們歷史的源頭。他還說黃帝有二十五子，被分到各處去了。司馬遷的這種說法影響了後代的史家，影響了各個民族，這就是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我們注意到，孔子在民族問題上看得很開闊，有胸襟。《論語》中講到「子欲居九夷」，他的學生說九夷這個地方很簡陋，不能去，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9]。在孔子看來，民族的差別是一種文化的差別，是一種文明進程的遲速差別。孔子還講「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10]。因為孔子修《春秋》，我們把他看作史學家。史學家還從地理環境對民族發展的影響來說明民族的差別，《通典》就是這樣看的。《通典》認為華夏族之所以進步，是因為華夏族居住的地方自然環境比較好，四夷居住的地方自然條件都比較差，因此而落後。在當時，這種認識是很高明的。歷史上也有史學家講少數民族的本性野蠻，燒殺掠奪。但是另外一些史學家是這樣來解釋的：民族差別是文明進程快慢的差別，是一種文化上的差別，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地理原因是很重要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讀《遼史》和《金史》時，可以看到史學家們是怎麼反映有關問題的。金朝和宋朝打得不可開交，卻在學習中原的文化，實行科舉制，用「五經」「十七史」作為考試內容。[11]金朝由譯書所把漢文的許多著作翻譯成女真文。金世宗說，這樣做，是要讓女真人也懂得仁義道德，這就是歷史文化認同。遼朝的史官寫歷史，自稱是黃帝的後裔，但是唐朝人寫的《周書》卻說契丹族是炎帝的後裔。元朝人修宋、遼、金三史時，遇到了麻煩，但他們認為唐人的說法在先，所以取唐人的說法。[12]不論哪種說法，我們發現史學家們在處理民族淵源問題時，都有文化認同的意識。這是我們至今沒有很好發掘的一個理論遺產和思想遺產領域。今天講民族關係、民族團結、統一國家，等等，固然有政治上的需要，但是史學工作者闡述這個問題，還肩負著澄清歷史的責任。豐富的歷史事實可以深刻地闡明這些問題。例如，歷朝統治者，包括遼、金、元、清這些朝代的統治者，都重視《貞觀政要》這部書，都重視唐太宗的統治經驗。遼朝把《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等書譯成契丹文，以便於閱讀和傳播。金朝的譯書所更是把大量的漢文典籍譯為女真文，廣為傳播。元朝貴族起初也是如此，繼而便直接學習漢文典籍。再看清朝康熙、乾隆這樣的皇帝，他們的漢文化修養達到了何等高度，這就是歷史文化認同。清代的文書和碑刻多用幾種文字，也是歷史文化認同的表現。這些都是我們史學工作者有責任發掘和弘揚的。我們的國家是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這是歷史的產物，是歷史形成的。

  第七是關於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這方面也有豐富的積累。例如，關於時勢和英雄的關係，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從司馬遷的筆下可以看出，劉邦手下的文武大臣，不少人出身於社會下層，隨著劉邦打天下，成了開國功臣。為什麼？時勢造就了他們。對此，司馬遷多有評論。唐朝人所撰的《隋書》寫隋文帝南下滅陳時，手下有一批人也出身於下層，因建立了功勳，成了隋朝開國功臣。正是所謂風雲際會使得最普通的人成了英雄人物。這就是時勢造英雄的思想。再比如，關於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問題。唐太宗在《晉書》史論中高度評價了司馬懿在統一事業中的貢獻，肯定了他的智謀和歷史功績。但是唐太宗也說司馬懿常用陰謀詭計，這方面不可取。這是從道德方面批評他，但並不因此而否定了他的歷史功績。可見，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不是完全對立的，是可以協調的。古代史學家在這些問題上處理得很好。這裡還要指出一點，中國古代史學家在認識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上，有很深刻的見解。在司馬遷筆下，普通人很多，有手工業者、小業主、遊俠、刺客、士兵等。司馬遷不僅認識到人在歷史中的決定作用，而且用《史記》這部書表明了人在歷史進程中的決定作用。可以認為，《史記》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上人本思想的確立，後來的正史有的雖然也講天命，但他們仍然大量地寫人的活動。中國的史書和中國史學的特點之一是重視人的作用。

  第八是關於人民、國家、君主之關係的理論。孟子講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3]，講了三者之間的關係。上面說到，從荀子、魏徵到唐太宗講水和舟的關係，這種思想體現了古人已經朦朧地認識到民眾在這些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魏徵是政治家，也是史學家，他寫了《隋書》的史論和《梁書》《陳書》《北齊書》的總論，頗具史識。

  以上講的八個方面的理論，在層次上或許有所不同，但都有豐富的積累。其中有些概念是很重要的，例如，天人、古今、時勢、理、道、通變、治亂盛衰，等等，都是中國史學上經常使用的概念。如果對這些概念加以綜合，或許可以梳理出古代歷史理論發展的軌跡並展現其所達到的成就的高度。

  近代以來，歷史理論發生了變革。上溯更早一點來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對君主專制的抨擊，就有明顯的批判意識。到19世紀後期，西方的近代進化論傳到中國來，在中國學者的歷史觀念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嚴復、梁啓超等人積極宣傳進化論的思想，梁啓超的《新史學》就是建立在進化論的基礎上。新文化運動、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隨之而來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唯物史觀在中國史學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是近代以來在歷史觀念上發生的兩次變革。

  （四）史學理論的成就

  歷史學作為一門學問有悠久的歷史，近代以來成為一門學科，它在關於自身認識方面的理論遺產，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內容。這裡，我概括了九個方面。

  第一，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一個民族的歷史意識強不強，是非常重要的。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卷中曾講到中國歷史編纂學。他說，對於司馬遷《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朝的王，許多人曾表示懷疑，後來甲骨文被發現了，證明司馬遷的記載絕大多數是真實的。為此，李約瑟得到一個認識：中國人是一個有深刻歷史意識的民族。歷史意識包含對以往歷史的認識和理解以及這種認識和理解與今天的關係。史學意識是對史學的作用、發展以及史學和社會的關係的認識。在這方面中國史學家有很多的思想和言論，需要我們去總結。

  第二，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基本範疇。理論不能離開範疇，不能離開比較穩定的概念，否則理論體系就建立不起來。關於史學的最重要的範疇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謂之「史才三長」；章學誠後來又提出「史德」這一範疇。梁啓超將德、才、學、識合起來稱為「史家四長」。值得注意的是，章學誠還提出了「史法」「史意」。史法重於編纂，即編纂的思想和形式；史意更重於作史的旨趣，即為史之意，同時也包含歷史觀念。在劉知幾以前，史家常用的概念還有「書法」「良史」「實錄」「信史」等，也都非常重要。「書法」「良史」「實錄」「信史」「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史法」「史意」，這些都是最常用的概念和範疇，都很重要。如果不從這些範疇入手，就很難理解古代的史學理論。南宋哲學家葉適寫過一本題為《習學記言序目》的書，是他讀經書、史書等文獻的筆記，其中多處講到史法。他批評司馬遷破壞了《春秋》筆法，在史法上司馬遷是一個罪人。葉適對司馬遷的批評未必中肯，但從這裡可以看出，「史法」是一個被人們重視的問題。章學誠指出，劉知幾著重研究史法，他本人著重研究史義，這是他們的區別。現在我們讀《史通》和《文史通義》，發現這兩本書確實是有區別的。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層次比較高，在深層次的探討上比較突出，劉知幾的史學批評很尖銳，從編纂學角度的批評比較多。

  第三，關於書法和信史的理論。中國史學家在史書的撰述上講究書法，書法和信史原則有密切關係。「書法」是記事的原則；「信史」就是傳信於後世的歷史著作。最早講「書法」的是孔子，孔子稱董狐「書法不隱」，寫下了「趙盾弒其君」。較早提出「信史」這個概念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著作，其中有一篇叫作《史傳》，它把歷史著作作為一種文體來看待。《史傳》篇約1300字，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有必要讀一讀的。這1300餘字的短文講了南北朝以前史學的發展、史家的長短、史家應該追求什麼和避免什麼等問題。比如，劉勰說，有的事情歷史上已經過去很久遠了，沒有足夠的文獻可以說清楚，而有人一定要把它寫清楚，甚至寫得很詳細，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這是寫史一定要防止的。這就是說，說不清楚的事情不要勉強去把它說清楚。忠實的史學家是把可信的事情寫下來，傳給後世，可疑的事情也要說明還沒有搞清楚，後人或許可以解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是《春秋穀梁傳》里說的。[14]中國史學上有不少曲筆，歪曲了事實，但追求信史是史學家的目標，如同我們認識真理一樣，我們都想把真理認識得很清楚，但是真理是沒有窮盡的。研究歷史也是這樣，一部真實可信的歷史，是一個有良心的、負責任的史學家所追求的，但因受各種條件的限制，這個目標有可能無法完全實現，然而這個目標是既定的，不可改變的，是責任和良心所決定的。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史學家都具有這種品質。

  第四，關於采撰和歷史事實的理論。采撰是選擇歷史資料。「采撰」是劉知幾的用語，他的《史通》里有《采撰》篇談采撰的問題。歷史學家寫歷史的時候面對許多事、許多人和許多材料，不可能都寫到，都用得上，因此就要判斷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反映本質的，要有選擇。對此，劉知幾有很好的論述。這涉及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因為史學活動是主體和客體的結合，任何一個史學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歷史資料都寫到史書里去，他一定要有選擇。選擇本身就包含見解，包含判斷，這就是采撰。采撰是為了更好地反映事實。那麼什麼是歷史事實呢？20世紀80年代對這一問題有過熱烈的討論。在古代，中國史學家關於什麼是歷史事實有很多言論。其中，北宋的吳縝在《新唐書糾謬·序》中提出，「有是事而如是書，斯為事實」，這是他對「事實」所做的解釋。「事實」這個詞最早見於《漢書》，但《漢書》講的不是這個意思；到了吳縝，中國史學家對於事實就闡述得比較清楚了，所謂「有是事而如是書，斯為事實」，就是說你真實地記載了某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就叫作事實。中國史學上還有強調歷史撰述應當「指事說實」，使「事得其實」的思想。當然，這和我們現在的用語有所區別，我們這裡要探討的是這些觀念和理論。現在西方有人提出什麼是歷史事實，我們參加討論很有必要，同時，我們也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發現並說明其固有的價值。

  第五，關於史論藝術和歷史見識的理論。史書中的史論是不可缺少的，它反映了撰寫歷史的人對事件的評價。史論有高低之分。范曄說他寫的《後漢書》在有些方面比不上班固，但是史論不比班固差，有些史論自己都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來評價它。這是唯一如此高度評價自己史論的史學家。後人有的說范曄很狂妄，也有的說范曄所說不誣，我看范曄還是很高明的。有一個證明，《文選》這部書有史論，其中，選了范曄《後漢書》的《皇后紀》論、《後漢二十八將傳》論、《宦者傳》論、《逸民傳》論、《光武紀》贊等。《文選》的編者是有見解的，也說明範曄是高明的。這裡面是有藝術性的要求，同時它也反映了歷史見識怎麼寫得深刻。《後漢書》里很有名的一篇論叫《中興二十八將論》，講劉秀建立東漢以後對於開國功臣如何處置，寫得很深刻。《後漢書》里一些傳的論寫得也很有思想，具有學術史的形式，值得借鑑。史論一方面是一門藝術，像「太史公曰」寫得那麼精彩，同時也反映了他的歷史見識。當然，司馬遷還有一個特點，是寓論斷於敘事之中，在寫歷史過程中就包含了他對某人某事的看法。顧炎武說這隻有太史公能夠做到。[15]我們今天做起來也不容易。

  第六，關於史文表述與審美要求的理論。史文是指歷史著作的文字，其表述有很高的藝術上的要求，或者說是審美的要求。在劉知幾的《史通》里多次談到「史之稱美者」當如何如何，「國史之美者」當如何如何。我們寫國史不僅要寫出真實的國史，還要寫出文字表述優美的國史。關於史之稱美、國史之美，劉知幾講了兩條。一是尚簡，即簡潔明了；二是用晦，就是寫得比較含蓄，比較有餘味，不要過於直白。[16]梁啓超在講到史文表述問題時，十分稱讚《資治通鑑》，說讀《資治通鑑》時非常有興趣，讀畢沅主編的《續資治通鑑》就昏昏欲睡。為什麼同樣是編年體，讀起來感覺卻不一樣？他說原因就在於司馬光能夠把歷史寫得「飛動」起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動態地表現出來。[17]曾國藩主持編過一部《經史百家雜鈔》，裡面選了一些歷史書的片段，其中選了《資治通鑑》寫戰爭場面的精彩片段。今天，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要有一定的古漢語修養，同時要有較好的現代漢語表述水平。這是能否寫出好的歷史著作、好的史學論文的重要條件之一。在史文表述方面，我們的先人有很多議論，劉向、揚雄等評價司馬遷《史記》之高明，其中一條就是司馬遷「善敘事」。「善敘事」始終是中國古代史學家所崇尚的一個標準。

  第七，關於史學社會功能的認識。史學的社會功能從孟子講「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8]開始，一直說到現在。古往今來，許多史學家都在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如果我們現在的社會公眾尤其是各級領導人都能真正認識到史學的社會功能，歷史學科就應有恰當的地位。現在有些大學的歷史系改了名稱，叫什麼社會學系、旅遊系、管理學系等。我們這樣一個史學大國，我們的歷史專業在社會上、在大學裡不能受到應有的重視，難道這是正常的嗎？有人甚至於認為歷史學是一門「夕陽學科」。這樣的想法令人感到困惑，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史學傳統的大國，應當如此嗎？我始終認為，史學在社會中應有其重要的位置，史學的社會功能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潛力，應當創造條件使它釋放出來，對社會進步產生積極作用。史學的社會功能上可以有裨於治國安邦，下可以啟迪讀者做人的道理。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敘論》講，史學的作用方方面面，如國是、民情、做人準則等都能反映出來。這是正確的，因為歷史著作記載的是社會，社會本身就是多方面的，所以歷史書所給予人的啟示，上到治國平天下，下到教人們怎樣做一個正直的人、有貢獻的人。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講到他作七十列傳的選擇標準時說：「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扶義俶儻」是指主持正義而又能灑脫、大度。「不令己失時」是指一個人要有見解，不要讓自己錯過了適當的時機，用今天的話說是不要錯過歷史的選擇。「立功名於天下」，就是要建功立業於天下。這裡既有道德標準，也有事功標準。這是他寫這些人物的準則，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寫進史書中去的。可見，史學的社會功能是非常豐富的。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言論多得很，思想豐富得很。關於為什麼要寫《資治通鑑》，司馬光在序中說得很清楚。唐玄宗開元盛世末年，史學家吳兢看到開元盛世有問題了，所以寫了《貞觀政要》獻給唐玄宗。書中說現在要好好效法太宗時候的政治，把天下治理好，讓大唐天下能夠長久。司馬遷講，「述往事，思來者」，就是說把過去的歷史寫出來，讓來者有所思。近代以來也是如此，李大釗的《史學要論》最後一章講的就是「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一個社會不應該輕視史學。白壽彝先生九十大壽的時候，北京師範大學也在慶祝《中國通史》出版。白壽彝在慶祝會上說了這樣一句話：「不重視史學，不是一個民族的光榮。」老先生講得很含蓄，可謂語重心長。

  第八，史學批評標準和史學批評方法的理論。這方面也有豐富的遺產，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孔子評論董狐，而《史通》是有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史學批評在兩宋以後更為突出。關於史學批評的基本標準，我們以《新唐書糾謬》作者吳縝的見解為例。他說作史有三個要素：第一，要把事實講清楚；第二，褒貶要中肯；第三，要有文采。[19]批評一部史書，要從這三個方面來看，首先看它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其次看它的評價是否有見識，最後看史文表述如何。吳縝的史學批評標準十分確切，也完全符合我們今天的要求。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對國史、野史、家史的論述也頗有見地。他說國史受政治影響，可能有一些忌諱，但是國史的文獻是應該受到尊重的，因為它有國家的檔案，它的文獻最豐富，不可小看；野史說話比較靈活，把自己的觀點都表達出來了，有可取之處，但是它的文獻受很大的局限，不能夠完全相信；家史常常把自己的先輩寫得很突出，甚至非常偉大，往往言過其實，是不可取的，但說先輩做到什麼官，做過什麼事情，可能是比較確實的，這又是可取的。[20]王世貞對這三種史書的評價不是片面的，而是辯證的，看到它們各有長短，應相互補充。關於方法論原則，章學誠講得好，他提倡「知人論世」：「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就是說要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否則不要隨便發表評論。這一句話，接近我們通常所強調的一個原則，即研究任何問題都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章學誠的第二句話講得更深刻，他說：「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21]意思是說，雖然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但是每個人的遭遇、處境不一樣。評價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所處的時代，還要知道這個人的經歷，才能評價得好。這個方法論是極為深刻的。

  第九，近代以來史學理論的發展。近代以來，我們要特別關注的是梁啓超在1901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和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之後他又寫了《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這些著作反映了新史學提出的一系列史學上的理論問題。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1924年李大釗發表的《史學要論》，它用唯物史觀指導對於史學的認識，關於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結構、歷史學在科學中的地位、歷史學與相關學科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對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講得非常透徹。另外，像柳詒徵寫的《國史要義》，不是寫國史，而是寫中國歷史上的史學著作都有些什麼樣的史學理論。他在繼承劉知幾和章學誠學說的基礎上寫了十章，其中有四章用的概念是劉知幾和章學誠提出的，有六個概念是他按照傳統的模式增加的。李大釗的《史學要論》有鮮明的時代氣息，談近代學科的要求和目標，他的文字表述也是「五四」時期的風格，但他沒有講到遺產。柳詒徵是從遺產出發，從劉知幾和章學誠出發，提倡繼承和發揚遺產，而他的話語則近於古代的風格，缺少時代氣息。儘管柳詒徵的研究也有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但是他的表述卻是傳統的。今天我們建設史學理論應該繼承他們的優點，彌補其不足，建設新的史學理論。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翦伯贊、侯外廬在這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侯外廬在《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的自序里講到了他治學的經驗，其中就包含了許多史學理論。翦伯贊在1962年寫的一篇題為《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專門講到了史學理論方面的問題，也涉及有關歷史理論問題，我們把它稱作為那個時期史學領域的「綱領性文件」。這些都是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理論發展的一些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