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韋勒克的作品結構理論

  雷奈·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年），美國文論家，祖籍捷克，生於維也納，在布拉格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就學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30—1937年回布拉格任教，在此期間參加了作為結構主義前身的「布拉格語言學派」的活動。1939年移居美國，並於1946年起在耶魯大學任比較文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學理論》（1948年，與沃倫合著）、《批評的諸種概念》（1963年）、《近代文學批評史》（已出六卷，1955—1986年）等。韋勒克視野開闊，是新批評派後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20世紀最博學的文藝理論家之一。

  一 文學的內部研究

  

  韋勒克在他與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中，把對文學的研究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兩方面。他認為，由於文學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的環境中創作的，這樣研究文學作品必然會涉及作家的創作心理、個性、創作過程、所處的社會環境等因素，把文學研究與這些因素相聯繫，這就是文學的外部研究，這是流行文學研究方法。而文學的內部研究則是對文學作品本身結構的研究。韋勒克指出，文學的外部研究注重的是文學的背景、環境，文學的外因，這樣的研究是一種「因果式的研究」，「只是從作品產生的原因去評價和詮釋作品，終至於把它完全歸結於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謬說』）……但是，研究起因顯然絕不可能解決對文學藝術作品這一對象的描述、分析和評價等問題」。[1]他把這種「起因謬說」分為四類：（1）把文學作品看成是創作者個人的產品，於是主張從考察作者的生平和心理著手研究；（2）從人類社會生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中探索文學創作的決定性因素；（3）從人類精神創造活動中探索文學的起因；（4）以「時代精神」來解釋文學。韋勒克認為，起因與結果不可同日而語，外在原因產生的具體結果往往無法預料，因此對文學的「起因解釋法」並不能有效地描述、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於是，他堅決主張用內部研究來取代對文學的外部研究。

  韋勒克指出：「我們必須正視『文學性』的問題，它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和藝術的本質。」[2]顯然，「文學性」這一概念直接來自於俄國形式主義，從中可以看到韋勒克與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聯繫。「文學性」指的是文學中的形式和語言結構。把「文學性」視為文學藝術的本質，那麼文學研究的焦點在於作品本身、特別是要研究作品的形式和語言結構也就順理成章了。在韋勒克的心目中，藝術品就是一個隱含著並需要意義和價值的符號結構。藝術品中的內容或思想作為經過形象化的意義「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融入了作品的結構之中。文學研究就應當以具有這樣的符號結構的作品為對象，而不能從作者的心理、個性和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因為這些是文學之外的東西，與文學作品之間存在著一個所謂的「本體論差距」。從上述觀點中可以看到，韋勒克的基本立場完全是新批評派的文本中心論形式主義，他的「內部研究」也就是把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符號結構加以研究。不過，儘管韋勒克坦率地承認自己曾向俄國形式主義學習過，但是他仍為自己辯解，聲稱對文學的內部研究並不是形式主義或唯美主義，他也無意像俄國形式主義那樣把文學研究僅僅限制在語法成分和句法結構的範圍內，或把文學與語言等同起來。應當承認，韋勒克與俄國形式主義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他看到了文學與社會所具有種種聯繫，看到了作家與社會的聯繫、作品本身的社會內容、文學對社會所具有的影響，並明確地把文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性實踐。然而，他關心的重點並不在此。他把這些都排除在文學的內部研究之外，反覆強調要把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作為文學研究的出發點。韋勒克所堅持的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基本立場，這是毋庸置疑的。

  二 關於作品結構的理論

  韋勒克把藝術品看成是「一個為某種特別的審美目的服務的完整的符號體系或者符號結構」[3]，他的「內部研究」就是圍繞著這一「符號結構」展開的。

  韋勒克對文學作品結構的分析既受到波蘭現象學文論家英伽登的啟示，又不滿足於英伽登把文學作品看成是由幾個層面構成的體系的觀點，又指出其缺陷是把作品的結構分析與價值割裂開來，而「在標準與價值之外任何結構都不存在。不談價值，我們就不能理解並分析任何藝術品。」[4]在強調結構、符號和價值三方面統一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作品結構理論。

  韋勒克從八個層面來研究文學作品存在方式，它們分別是：（1）聲音層面，包括諧音、節奏和格律；（2）意義單元，它決定文學作品形式上的語言結構、風格與文體的規則；（3）意象和隱喻，即所有文體風格中可表現詩的最核心的部分；（4）存在於象徵和象徵系統中的詩的特殊「世界」，這可以由意象和隱喻幾乎難以覺察地轉換成；（5）由敘述性的小說投射出的世界所提出的有關形式和技巧的特殊問題；（6）文學類型的性質問題；（7）文學作品的評價問題；（8）文學史的性質問題。

  韋勒克對作品結構的八個層面的劃分是其方法論的具體運用，除了具有上面談到的把結構與價值聯繫起來研究這一特點之外，還具這樣幾個特點：第一，突出了意義單元的作用；第二，高度重視意象和隱喻，如前所述，對隱喻的極端重視是新批評派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第三，把作品結構與文學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企圖提供一種新的、「外部性」較少的文學史理論。

  韋勒克對文藝作品結構的基本看法是通過語義分析方法獲得的。他從語言著手，分析文學基本材料——文學語言的特質，揭示了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日常語言之間差別與聯繫，強調文學語言所具有的歧義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徵性。他還進一步分析了文學所具有的虛構性、想像性、創造性等基本特徵，但認為這些術語只描述了文學作品的一個方面，或表示它在語義上的一個特徵。由此他得出的結論便是把文學作品看成一個符號和意義的多層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一方面新批評作為一個流派已走向衰微；另一方面韋勒克主要投身文學批評史的系統研究，所以，他後期的新批評立場已有很大改變。

  在新批評派中，還有不少理論家值得我們重視。不過限於篇幅，在這裡只能略加論述。

  先談談美國現代詩人、批評家艾倫·退特（Allen Tate，1888—1979年）。他對新批評派的最重要貢獻是對「張力」論的研究，「張力」論後來成為新批評派最重要但也最難把握的理論之一。退特認為詩歌語言中有兩個經常在發揮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內涵（intension）。他從語義學的角度指出，外延指的是詞的「詞典意義」，而內涵則是暗示意義、感情色彩等。那麼什麼是「張力」（tension）呢？他說：「我所說的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延和內涵的有機整體。」[5]張力是好詩的共同特點，在好詩中內涵與外延同時並存，相互補充，最深遠的比喻意義不會損害文字陳述的外延。他認為最好的「張力詩」就是玄學派詩歌。「張力」論被其他新批評派理論家擴展到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構架與肌質、韻律與句法等對立因素之間，成為「細讀法」的有力手段。

  美國批評家布萊克墨爾（R.P.Blackmur）以其對新批評派細讀法的出色實踐和有關詩歌語言的「姿勢」論而受到矚目。布萊克墨爾在新批評派的理論和方法論形成之前就已進行了出色的細讀式批評。例如他寫於1931年的對美國詩人沃萊斯·史蒂文斯的評論幾乎全部都是語義分析。史蒂文斯的詩晦澀難懂，布萊克墨爾卻認為他的晦澀大有深意，是有意為之。他指出，史蒂文斯的詩具有一種實質的復義，它不能夠釋義，只能在它被賦予的詞的形式內才能被感知，並且只有放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被理解。他認為構成詩的復義的詞彙的意義是無法窮盡的。對於詩人來說，詞彙就是一切。他的「姿勢」論則認為，在詩歌語言中，文字暫時喪失其正常意義而傾向於變成姿勢，而語言中的姿勢使內在的形象化的意義得到了表現，即文字的表面意義被姿勢的純粹意義所超越。不過「姿勢」論是非理性主義詩歌語言技巧的理論總結，與新批評並不完全合拍。

  此外，在新批評派中還有一些重要理論家，如F·R·利維斯提出一種「封閉閱讀」的方法，把文學作品當作一個獨立的對象加以閱讀，無須顧及其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這種方法後來被美國的「新批評派」理論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羅伯特·潘·沃倫與布魯克斯合著了許多理論著作，如《理解詩歌》、《理解小說》等，對新批評派的發展也功不可沒。而肯尼思·伯克、墨雷·克里格等人的理論中都有某些方面與新批評派有一致之處。

  作為一個西方文論、美學流派，新批評派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個獨立自足的客體，以種種理由摒棄對文學作品的外部研究，以文學語言研究為基礎，用語義學分析的方法對作品加以細讀分析，這一切都使得新批評派成為一個獨特的形式主義流派。新批評派理論大體上說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首先，極端的文本中心主義，徹底割裂了文學研究與社會歷史、文化，與作者和讀者，與社會效果等的聯繫。其次，對文學作品結構的分析較為深入細緻，常常包含了某些辯證法的因素。再次，以語義學分析作為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並高度重視對於文學語言的研究。最後，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較為緊密，他們的理論一般都能在文學批評實踐中自覺地運用。這些，使新批評派對於20世紀西方美學、文論中現代文本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文學語言和文學作品結構的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它與俄國形式主義和布拉格學派一起，對於稍後的結構主義美學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然而，新批評派的上述特點也使它具有明顯的狹隘性、保守性、片面性，孤立研究文學文本形式、結構的極端形式主義使它無法解答一系列文學的重大問題，最終導致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1]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65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2] 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276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

  [3]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147頁。

  [4] 同上書，164頁。

  [5] 退特：《論詩的張力》，見趙毅衡編：《「新批評」文集》，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