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別林斯基的生平和思想

  維薩里昂·格里戈利也維奇·別林斯基（Bиccapиo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年）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美學家、文學批評家，列寧稱別林斯基是俄國解放運動中"平民知識分子完全取代貴族的先驅者"[1]

  別林斯基於1811年5月30日出生在波羅的海要塞斯維亞堡，父親是艦隊醫生，母親是艦長的女兒。1816年10月，父親回到故鄉奔薩省切姆巴爾縣，當了縣醫。在那裡他曾經耳聞目睹了沙皇政府殘酷鎮壓農奴，農奴主無情摧殘農奴的事實。1825年，當別林斯基進入奔薩中學時，爆發了十二月黨人起義。這一切在他內心裡滋生了對農奴悲慘遭遇的同情，對宣傳自由解放思想的文學作品的共鳴，埋下了仇恨農奴制度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種子。

  1829年8月，別林斯基進入莫斯科大學語文系學習，與赫爾岑、奧加遼夫、斯坦凱維奇等人同學。1832年9月，由於組織"十一號房間文學社"，撰寫抨擊農奴制度的劇本《德米特里·卡列寧》，表現出對沙皇專制制度和農奴制的不滿，而被校方以"體弱多病，才能低下"為藉口開除。他不得不為生活而奔波，暫住在一位遠親家中，靠寫小塊文章和短期教書勉強維持生計。

  1833年2月，別林斯基結識了平民出身的莫斯科大學教授、文學批評家、《望遠鏡》雜誌編輯尼·伊·納傑日金，並成為該雜誌及其文學增刊《雜談報》的撰稿人。1834年，別林斯基在《雜談報》上發表了第一篇長篇論文《文學的幻想》。1835-1836年，他參加了編輯工作，他的一篇篇論文使《望遠鏡》雜誌名聲大振，訂戶增加。1836年《望遠鏡》雜誌因刊登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而被查封，別林斯基也因此被拘留，住所被查抄，但因未發現可疑物品才被釋放。他又陷入了生活的困窘之中。

  1838年至1839年，別林斯基曾主持《莫斯科觀察家》（1835-1839年）雜誌。1839年《莫斯科觀察家》被迫停刊後，他遷居到彼得堡，負責《祖國紀事》的文學評論欄。他的工作使《祖國紀事》成為俄國最受歡迎的進步雜誌。

  

  1846年，由於《祖國紀事》的自由主義傾向，別林斯基離開了《祖國紀事》。1847年，他轉入《現代人》編輯部工作，主持批評欄，發表了《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等重要文章，與涅克拉索夫合作得很好。但是，他的健康狀況也因嘔心瀝血的工作而日益惡化。

  1847年春，別林斯基因肺病出國治療。1847年7月當他在奧地利薩爾茨堡得知果戈理發表了《與友人書信選》那本美化農奴制度、頌揚封建教會，鼓吹人民服從沙皇和政府的書時，他寫了《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和一篇評論文章，以消除此書的消極不良影響。1847年秋天，別林斯基回到俄國。由於旅途勞累，沙皇特務的迫害，嚴寒風霜的侵襲，他又病倒了。1848年6月7日，別林斯基在彼得堡病逝，年僅37歲。

  別林斯基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的平民知識分子的身份和逐漸由啟蒙主義思想向革命民主主義思想轉變的心路歷程。1840年5月，別林斯基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殘酷的現實促使他的思想的轉變。他說過："彼得堡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可怕的懸崖，我的美好精神被碰得頭破血流。"[2]1840年10月4日，他寫信給鮑特金說："我詛咒我要跟卑鄙的現實和解的卑鄙意向。"[3]這表明了他對他自己曾經經歷過的"與現實和解時期"的決裂，逐步完成了從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和啟蒙主義政治思想向唯物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轉變。因此，可以以1840年為界，把別林斯基的整個思想的發展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1833-1840年為別林斯基思想發展的前期。

  在別林斯基思想的前期之中，他的思想的主要傾向是當時在俄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德國古典哲學和歐洲啟蒙主義思想。他的這種思想主導傾向的形成與他的精神導師和事業支持者納傑日金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

  納傑日金（1804-1856年）是19世紀初期俄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美學家。他在哲學上主要是謝林的信徒，在某些方面還與黑格爾的觀點相近。"他的哲學的發展是作為從柏拉圖主義向在黑格爾關於理性觀念自我展開、自我認識的學說中得到經典表述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性主義形式的運動而完成的。"他認為，"美不是別的，正是生活的最高和諧"。他堅決主張，藝術"不是別的，正是自然的再現"!他還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詩。"[4]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評價他時寫道：納傑日金"在謝林之後繼續往前走"，為藝術理論和藝術批評打下了堅實的"美學基礎"，因而是別林斯基的先驅者和"老師"。[5]

  正因為如此，當1837年夏天別林斯基與巴枯寧住在一起時，別林斯基很快就從"哲學門外漢"巴枯寧向他轉述的黑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黑格爾的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使他的精神有了解放的感覺"，從而他不再把醜惡的現實當成幻影、空虛，而承認其存在，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要主動地與這種現實妥協和解了。因而學術界一般把他1838-1840年這段時間稱為"與現實和解（妥協）"時期。在這一時期內，黑格爾的哲學和美學思想成為了別林斯基思想的主導，黑格爾思想中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和現實主義美學傾向都對他的美學觀點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在前期的最主要論著是《文學的幻想》（1834年）、《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1835年）、《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批評及其文學意見》（1836年）、《智慧的痛苦》（1840年）等。這些前期的文學批評文章，從受黑格爾哲學和美學觀點以及納傑日金的美學思想的影響的主導思想出發，對於俄國文學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也形成了有足夠深厚、紮實的哲學和美學基礎的文學批評的思想觀點，為別林斯基的現實主義美學觀和批評體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世紀40年代以後，別林斯基在彼得堡這個政治文化中心，目睹了俄國現實的黑暗、醜惡、腐朽，因而他從噩夢中驚醒過來。他曾於1840年12月11日和10日寫信給鮑特金，表示"我醒過來了——回想起那場夢來，真是餘悸在心"；"我現在天天所想的和夢到的又是怎樣同現實作鬥爭"。[6]隨著對俄國現實的認識日益清醒，別林斯基也感到了黑格爾的客觀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的致命弱點，因此，1841年春，他在給鮑特金的一封信中這樣說："我早就懷疑，黑格爾的哲學只不過是一個因素，雖然是一個偉大的因素，但它的結論的絕對性是毫不中用的，我寧可死，也不願跟它們妥協。"（1841年3月1日）[7]因此，他告別了黑格爾的哲學，逐步地轉向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立場上。儘管這種轉變一直到別林斯基生命的最後五年內仍然在不斷加速進行，但是，別林斯基的思想在19世紀40年代完成了從啟蒙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的轉變，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卻是毫無疑義的，這種轉變也明顯地表現在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中。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如果把別林斯基在1839年《祖國紀事》最後一期所發表的《論波羅金諾之戰速寫》和1847年《同時代人》第二冊所發表的《論〈與友人書簡選〉》一文作一比較，我們就會看出，有無限的距離把第一篇和最後一篇文章分隔開來，我們除了覺得兩篇文章都是懷著真誠信念的熱情而寫的，都是這個才稟卓越的人所寫的以外，並不覺得在它們之間有什麼共通點；而且這一篇的精神和整個內容也是完全和另一篇的精神對立的……"[8]

  別林斯基後期的主要論著有：《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年）、《詩歌的分類和分科》、《藝術的概念》、《文學一詞的一般意義》（1841年）、《論〈與友人書簡選〉》（1847年）、《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1847年）、《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1848年）。這些文章逐步地克服了啟蒙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抽象性的缺點，以革命民主主義的批判精神為俄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流派的形成和發展，為現實主義美學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